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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更加沉缓。
“我今年六十二了。从大学毕业算起,在体制内已经工作了整整四十年。前二十年是在汉东大学,教书育人,做学问;后二十年是从政,从吕州市政法委书记,到吕州市委书记,到省政法委书记,到省委副书记。四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这四十年,我经历了很多事情,也见证了汉东的变化。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也会回想自已这一路走来,到底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有没有辜负组织的培养,有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清晰,像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说出来的。
“今天借这个机会,我想对自已做一个剖析。可能有不到位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他停顿了一下,仿佛在组织语言。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我的性格。”
“我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从小读书,后来留校任教,再后来走上仕途。这条路,说好听点,是学而优则仕;说直白点,是一个知识分子被浩浩荡荡的时代大潮推着走的过程。”
“知识分子有什么特点?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理性,或者说,过于理性。凡事讲逻辑,讲道理,讲规矩。这本是优点,但从政之后,有时候也会变成缺点。”
“比如,遇到矛盾和冲突,我本能地想去调和,想去平衡,想去寻找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这本身没有错,但有时候,调和多了,就会显得缺乏原则;平衡多了,就会显得立场模糊;寻找共识多了,就会让人觉得你这个人,不敢碰硬,不敢担当。”
他看了一眼李达康,语气里带着一丝自嘲:“达康书记跟我共事过,他最清楚。我在吕州的时候,有时候取和解。达康书记那时候就说我,太软了。”
李达康微微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高育良继续说:“这种性格,有时候是好事,能团结人,能化解矛盾。但有时候也是坏事,特别是在一些需要果断决策的时候,我可能会犹豫,可能会想太多,反而错过了最佳时机。”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我的经历。”
“我前二十年是在学校度过的。学校是什么地方?是象牙塔。虽然也接触社会,但总体上,环境相对单纯。后来从政,进入地方,进入官场,才真正见识到什么叫复杂,什么叫博弈。”
“从一个相对单纯的环境,进入一个相对复杂的环境,这个过程,我用了很长时间去适应。有些同志可能觉得我老谋深算,其实不是,我只是比别人多想了几个回合而已。因为我从学校里带出来的习惯,就是凡事多想几步,多问几个为什么。”
“但这种习惯,和我刚才说的性格一起,有时候就会变成问题。想得太多,就容易犹豫;问得太多,就容易显得不够果断。特别是在一些需要快刀斩乱麻的时候,我可能没有达康书记那么雷厉风行,也没有同伟同志那么敢作敢为。”
祁同伟在旁边微微动了一下,但没有说话。
高育良继续说:“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我的‘软弱性’。”
这个提法,让在座的人都微微动了一下。
“我刚才说了,我性格里有调和、平衡的一面。这本是知识分子的特点,但从政之后,有时候会变成一种软弱。或者说,这归属于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说的,知识分子的软弱性。”
“比如,有些事明明应该坚持原则,但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关系,我可能会选择妥协。有些话明明应该说清楚,但考虑到别人的感受,我可能会说得委婉一些。有些人明明应该严肃处理,但考虑到他的背景、他的前途,我可能会心软。”
“这种软弱,在和平时期可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在一些关键节点上,就会变成致命伤。”
高育良继续说:“就比如说,上次沙书记说的吕州月牙湖美食城。”
会议室里的气氛,微妙地紧了一下。
终于来了。
现在省里流传最多的两个热点,一个是侯亮平的分手费事件,另一个就是这个美食城。
刚才分手费已经被隐晦提过了,现在美食城也逃不掉。
高育良的语气变得更加沉缓:“美食城这个项目,是我在吕州工作期间批准的。这些年,因为污染问题,老百姓意见很大,省委也多次提出批评。作为当初的决策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回忆。
“当时的情况,我今天想多说几句。不是为了推脱责任,而是为了让同志们更全面地了解,一个决策背后,到底有多少因素在起作用。”
“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刚过不久,经济下行压力很大。省委提出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吕州作为汉东第二大经济体,自然要带头。美食城这个项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当时赵立春同志还在汉东,他对这个项目很重视,多次过问。赵瑞龙同志作为投资方,也做了很多前期工作。从当时的条件看,这个项目确实符合发展方向——投资大,带动就业多,还能促进旅游业发展。”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复杂起来。
“但今天回头看,我当时确实有‘唯上’的思想。赵立春同志重视,我就觉得应该支持;上面有要求,我就觉得应该落实。加上当时对环保问题的认识确实不到位,对项目的长远影响考虑不够,最终做出了那个决策。”
“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局限性’吧。但说到底,还是我自已的问题——太相信上级的判断,太依赖投资方的承诺,太急于求成,对可能产生的问题预判不足。”
他抬起头,看着在座的常委们。
“这些年,美食城的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老百姓反映越来越强烈,我每次听到这些消息,心里都不好受。因为我知道,这个项目的批准文件上,签的是我的名字。”
“我后来想过,如果当时我能多做一些调研,多听一些不同意见,多考虑一下长远影响,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但历史没有如果,做错了就是做错了。这个责任,我认。我会向省委和zhong央做检讨。”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沙瑞金看着他,好一会儿才开口:“育良同志说得很诚恳,自我批评也深刻。让我们为他鼓一下掌吧。”
会议室内传来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掌声停下来,沙瑞金继续开口:“我听完很受启发。但是育良同志,我觉得吧,既然做自我剖析,就不要有所保留。”
高育良看向沙瑞金:“沙书记,这话怎么说?”
沙瑞金也看着高育良:“育良同志,《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著作,我在党校也学习过。”
“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你谈了,依附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