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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声音提高：
“这不是忘本。这是生根。一棵树，种子从别处来，但根扎在这片土地上，它就是这片土地的树。我们华人，种子从中国来，但根扎在兰芳，我们就是兰芳的人。”
台下掌声雷动。
“所以，”他继续说，“我提议：从今天起，兰芳的身份证上，不再标注‘华人’‘爪哇人’‘巴布亚人’。只有一个民族：兰芳族。”
掌声变成了欢呼。
陈启面前摊着那份已经修改了十几稿的《兰芳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周明远站在一旁，手里拿着一份长长的反对者名单——三百多个名字，全是华人社团的领袖、建国元老、商界巨头。
“总理事，”周明远小心翼翼地说，“陈福来老先生在中华总商会带头联署反对，说这是‘数典忘祖’。林文龙前议员在报纸上写文章，说‘华人用血汗建的国家，凭什么和土着平起平坐’。”
陈启没有抬头：“还有呢？”
“还有……您的儿子陈安导演，拍了一部纪录片叫《新兰芳人》，里面采访了很多支持修宪的年轻人。老一代华人觉得他在‘背叛’。”
陈启抬起头，看着窗外。兰芳市的天际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那些高楼大厦、那些工厂、那些港口——全是华人用血汗建起来的。他理解那些老人的愤怒。他们从难民营里爬出来，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从一无所有中爬出来。他们相信，这个国家是华人的，也只能是华人的。
“明远，”他站起身，“安排一下，我要见陈福来。”
六月十五日，中华总商会。
陈福来没想到陈启会亲自来。他更没想到，陈启是一个人来的，没有随从，没有保镖。
“老陈，”陈启坐在他对面，端起茶杯，“我比你小几岁，叫你一声老哥。你跟我说实话，你反对修宪，到底怕什么？”
陈福来沉默了很久。他想起一九六五年，自己从雅加达逃出来时，藏在渔船底舱里，头顶上是印尼海军的巡逻艇。想起一九六九年，兰芳建国时，他站在雨林里，对着那面兰花旗哭了一个小时。想起一九八〇年，他的大儿子考上兰芳大学，他请了整条街的人喝酒。
“总理事，”他开口了，声音沙哑，“我怕。我怕我们的孩子，以后会被人欺负。就像我们在千岛之国被人欺负一样。”
陈启放下茶杯：“老陈，你知道爪哇岛上现在有多少爪哇人在读大学吗？几十万。你知道巴布亚有多少孩子在上小学吗？几百万。你知道马鲁古有多少年轻人在学华语吗？几十万。他们是兰芳人。他们的孩子，会和我们的孩子一起长大，一起读书，一起工作，一起保卫这个国家。”
他顿了顿，直视陈福来的眼睛：
“如果我们今天不给他们平等，二十年后，他们就会给我们仇恨。老陈，你想让你的孙子，生活在仇恨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