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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四年,陈思华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叫刘振国,四十七岁,普惠公司前高级工程师,专攻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两年前因为“种族歧视”被公司解雇,在美国找了两年工作,没人要他。
“陈总,我想来兰芳。”他在电话里说,“但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带来的东西,可能有点敏感。”
陈思华问:“什么东西?”
刘振国沉默了很久:“我在普惠干了十五年,参与过F119的研发。那台发动机的控制系统,有一部分是我设计的。我手里有一些技术资料。”
陈思华也沉默了。F119,F-22的心脏,全世界最先进的战斗机发动机,美国航空工业的命根子。控制系统的技术资料,是无价之宝,也是烫手山芋。
“刘先生,”他说,“您的东西,我们不会碰。但您这个人,我们要。”
刘振国来兰芳的那天,陈启亲自到机场接他。两人在车上谈了一路。
“刘先生,”陈启说,“我知道您手里有什么。但我不会问,也不想知道。”
刘振国愣住了:“那您要我来干什么?”
陈启看着他:“要您脑子里的东西。不是笔记,不是图纸,是您十五年积累的经验。那些东西,美国人拿不走,也告不了您。”
刘振国沉默了很久。窗外,兰花科技园的灯光在夜色中闪烁。他想起了自己在康涅狄格州的家,想起了在普惠的十五年,想起了被解雇那天,人事经理冷冰冰的脸。
“陈先生,”他说,“我这条命,交给兰芳了。”
二〇〇五年,第三台样机组装完成。这次是全新设计,代号“兰花-1”。推力十二吨,推重比八,油耗零点八——每一项指标都对准了AL-31F。用了从俄罗斯来的设计理念,从美国“学”来的控制技术,从乌克兰搞来的材料工艺,从欧洲挖来的人才,还有兰芳自己攻关三年的涡轮叶片。
九月十五日,凌晨四点。伊万诺夫走进控制室,手里端着一杯黑咖啡。测试台上,那台银灰色的发动机静静躺着,像一个即将苏醒的巨人。
“最后检查。”他的声音很平静。
工程师们逐一汇报:“燃油系统正常。”“滑油系统正常。”“电气系统正常。”“控制系统正常。”“测试数据采集系统正常。”
伊万诺夫放下咖啡杯,走到控制台前。他的手放在启动按钮上,没有按。
“陈桑,”他对身边的陈思华说,“你知道我在苏霍伊最怕什么吗?”
陈思华摇头。
“怕试车。每次按按钮,都像把自己的孩子推进火坑。”他顿了顿,“但我从来没有不按。”
他按下了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