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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军方派出了五名代表，为首的是陆军参谋长维兰托中将。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军装，肩章上的将星歪了也没顾上扶正。他的脸色很差，眼窝深陷，嘴唇干裂，像是一个被关了三天禁闭的人。
事实上，他已经四十八个小时没有合过眼了。
韩武坐在对面，身后站着两名参谋和一名翻译。他的军装笔挺，领口的风纪扣系得严严实实，和对面那几个垂头丧气的印尼将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协议只有三条，写在一张A4纸上，中印双语对照，清清楚楚：
一、印尼军队立即停止一切抵抗行动，无条件投降。
二、印尼政府承认兰芳对爪哇岛、苏拉威西岛、马鲁古群岛、西巴布亚的主权。
三、印尼政府承诺保护境内剩余华人的安全和权益。
维兰托看完协议，沉默了整整五分钟。
他的手在发抖，纸张在他手里哗哗作响。他抬起头，看着韩武，嘴唇翕动了几下，像是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签吧，”韩武的声音很平静，“这是你们最好的结果了。如果再打下去，雅加达就不只是倒一栋总统府了。”
维兰托闭上了眼睛。
他想起三十二年前，他还是个年轻的军官，跟着苏哈托将军参加了那场政变。那时候他满腔热血，以为自己在为国家奋斗，在为民族拼搏。他亲眼看着苏哈托一步步爬上权力的顶峰，亲眼看着这个国家一步步滑向深渊。
他想起那些被屠杀的华人——五十万，一百万的华人，被杀了，被埋了，被扔进河里喂了鳄鱼。他告诉自己，这是必要的牺牲，为了国家的统一，为了民族的纯洁。
现在，报应来了。
他睁开眼睛，拿起笔，在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签字的时候，他的手抖得很厉害，字迹歪歪扭扭的，像是一个刚学会写字的孩子。签完以后，他把笔放在桌上，站起身，对韩武深深鞠了一躬。
“请善待印尼人民，”他说，“他们是无辜的。”
韩武站起身，回了一礼：“兰芳从来不伤害无辜的人。”
维兰托没有再说话。他转身走出了酒店，步履蹒跚，像一下子老了十岁。
身后，酒店的大门缓缓关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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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二日，清晨。
陈启出现在雅加达街头。
他只带了一个翻译和一个警卫，穿着一件普通的白色衬衫，深蓝色的长裤，脚上是一双沾满了泥点的黑色皮鞋——这双鞋昨天还在加里曼丹的稻田里踩过泥巴，今天就踩在了雅加达的柏油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