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允许笔者引用一段几百字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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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第八次上高原了。
他的高原反应很重，上台阶得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上去，在保密电话室给北京打长途时，常常躺在椅子或床上有气无力地说话。
那年他四十四岁，头发白了一半。
基地的生活苦。
戈壁滩上零下三四十摄氏度是常事，住的干打垒土房，窗户糊着报纸挡风。
吃的是土豆白菜，肉是稀罕物。
但这些人不在乎，他们在乎的是那一串数据、一次实验、一个现象有没有出现。
可那一年，有人开始盯住一次偶然的技术事故不放。
冷实验没观察到预期的现象，后来又接连做了两次，还是没观察到。
这是科研里常有的事，但进驻基地的一些人不这么看，他们要追查责任，要让人表态。
那天会上，有人让于按他们的意思说话。
于平时话不多，语速也慢。
但那次他拍案而起：
“你们就是把我抓起来，我也绝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因为你们的意见不符合科学规律！”
会议室里静了。
他坚持把问题解决了才离开基地。
这就是于敏拍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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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初九，何雨柱在书房里坐了一夜。
不是睡不着，是在想事情。
地图摊在桌上，东京、大阪、名古屋，港口和工业区的分布画了好几道线。
他想起1961年，那年三月，陈主任找他，只说“跟我走一趟”。
火车走了三天两夜，越走越荒，最后到了戈壁滩深处。
干打垒的土房，窗户糊着报纸，零下三十度的夜里有人还在讨论数据。
临走那天，他留下了一大堆营养品。
九年了，那些东西该吃完了。
而且，沈阳那边这两天给何雨柱送来一封信，他们，过的都不太好。
何雨柱很难得的想起了自己的特工身份，自己叫什么来着？
清风！
当年也曾全世界游荡，后来，因为家庭束缚住了自己。
胡公用两个字：守拙！让自己静默。
但胡公他却很忙，但他也很穷，太多太多的事情了。
陈主任，他当年的上线，其实是62年走的，老头走的时候不让何雨柱去。
但何雨柱其实全程都在。
何雨柱很想他。
何雨柱想为他们做点什么，也为沈阳的朋友做点什么。
反正不花钱，走走不碍事。
他把地图收起来，推门出去。
院子里月光很亮，照得前院的海棠树影影绰绰。
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屋。
刘艺菲还没睡，靠在墙头，什么也没做，在等着丈夫。
何雨柱躺下后，他看着天花板，忽然说：“我得出一趟远门。”
“去哪儿？”
“日本。”何雨柱选择坦白，因为过往经历告诉他，来回需要不少的时间。
沉默，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
她问：“需要多久？”
“不一定，看情况。”
她点点头，没有再问下去，但是有点沉默。
又过了一会，忽然问道：“陈主任当年是不是带你去过那地方？”
何雨柱愣了一下。
“结婚前去的吧？”
刘艺菲接着说：“你前些天看地图，我就猜到了。”
何雨柱没说话。
刘艺菲合上书，躺下来，靠在他肩上。
“那边的人，还好吗？”
何雨柱想了想，说：“不知道。九年了，上一次去，条件也不行。”
刘艺菲说：“你为什么现在才想去？”
何雨柱说：“组织上有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