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推行数年，成效斐然。
吏治为之一清，国库日渐充盈，边关互市繁荣，百姓安居乐业。
然而，任何触及根本利益的改革，总会遇到最后的、也是最顽固的阻力。
这阻力并非来自阴谋颠覆，而是源于根深蒂固的观念与对旧日秩序的本能维护。
此人姓周，单名一个昉字，官居礼部尚书，乃三朝元老，门生故旧遍布朝野。
他出身百年清流世家，自幼熟读经史，恪守圣人之道，为人方正，甚至可说有些古板。
在他看来，司徒岸推行的一系列新政——降低科举门槛吸纳寒门、改革税制触及田亩、设立互市与民争利（他认为）、甚至允许女子如凌无双般担任实职并参与朝政讨论——皆是离经叛道，动摇国本，长此以往，必将礼崩乐坏，国将不国。
周昉并非奸佞之辈，也未曾结党营私对抗新政，他只是固执地认为自己的坚守才是对江山社稷负责。
此前新政势大，他多次上疏反对未果，便称病不出，冷眼旁观。
如今见新政已渗透至方方面面，尤其是最后一步——改革官员考绩，将地方民生实际改善、而非仅仅完成税收和狱讼作为首要考评标准——在他看来，这简直是彻底抛弃了士大夫“牧民”“教化”的根本，将官员等同于商贾胥吏，忍无可忍。
这一日大朝会，周昉拖着“病体”，在弟子搀扶下，颤巍巍地出现在金銮殿上。
他须发皆白，身形佝偻，但一双老眼却锐利如鹰，直直看向御阶之下的司徒岸。
“陛下！”周昉声音苍老，却中气十足，带着一股破釜沉舟的决绝，“老臣今日，拼却这身朽骨，也要再进一言！
司徒丞相所推新政，看似繁华，实则隐患无穷！
尤其这考绩新法，重利轻义，驱使官员汲汲于田亩商贾之利，而荒废诗书礼乐教化之责！
长此以往，士风败坏，民德沦丧，我朝立国之基何在？
祖宗法度何在？！”
他引经据典，从三代之治讲到前朝兴衰，痛陈“利”字当头之害，言辞激烈，老泪纵横，俨然一副为国为民、痛心疾首的忠臣模样。
殿中不少思想保守或利益受损的官员，虽不敢明言附和，却也面露赞同之色，窃窃私语。
皇帝高坐龙椅，面色平静，未置一词，目光看向司徒岸。
司徒岸出列，身姿挺拔如松，神色从容。
他先是对周昉这位老臣拱手一礼，以示尊重，随即开口，声音清朗，传遍大殿每一个角落：
“周老大人忧国忧民，拳拳之心，晚辈感佩。”
他先肯定对方出发点，继而话锋一转，“然，老大人所言‘利’字，恕晚辈不敢苟同。
新政所求之‘利’，非一己私利，乃天下公利，是仓廪实、衣食足之利，是边关宁、赋税丰之利，是百姓安居乐业、不再流离失所之利！
《尚书》有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若连百姓温饱尚不能足，空谈诗书礼乐，岂非空中楼阁，画饼充饥？”
他逻辑清晰，步步推进：“至于考绩新法，重在‘实效’二字。
地方官员，牧守一方，首要之责便是保境安民，使民有所养，幼有所教，老有所依，讼狱得平，冤屈得申。
此非‘利’字可蔽，乃为官者之本分！新法鼓励官员兴修水利、劝课农桑、整顿治安、兴办乡学，此等‘实事’，难道不是最大的‘教化’？
难道不比空谈仁义、而境内饥民遍野、盗匪横行，更能彰显朝廷德政，更能稳固民心国本？”
司徒岸列举数年来新政推行后，各地上报的实实在在的数据：开垦荒地亩数、新建水利设施、新增学堂数量、人口增长、赋税增收、狱讼减少……一桩桩，一件件，铁证如山。
“至于祖宗法度，”司徒岸看向周昉，目光坦然，“祖宗立法，乃为保国安民。
时移世易，若旧法已不能解新困，不能惠民利国，徒具其形，反成桎梏，我等后世子孙，是应墨守成规，坐视积弊深重，江山倾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