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夏末，葛溪公社沉浸在一片蝉鸣与稻香交织的氛围中，青瓦白墙在阳光的映照下，散发着质朴而宁静的气息。
张芳芳跟随田春苗主任，再次踏入葛溪公社妇委会办公室。屋内的布置依旧简单而整洁，那张属于她的办公桌安静地伫立在角落，桌面一尘不染，足见平日有人悉心擦拭。
田春苗主任一边领着张芳芳环顾四周，一边细致地介绍近期妇委会的核心工作，“芳芳，当下计划生育可是重中之重，但这工作在农村推进难度着实不小。大家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想要转变并非易事，抵触情绪时有发生。”
张芳芳神情专注，认真聆听，脑海中飞速思索着应对之策。片刻后，她说道：“田主任，我觉得计划生育工作或许可以先从宣传教育方面着力，咱们组织一些讲座，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给大家讲讲政策背后的好处。”
田春苗眼睛陡然一亮，赞叹道：“芳芳，你这想法真不错！到底是念过大学的，见识就是不一样。就按你说的，咱们先着手筹备计划生育宣传讲座。”
紧接着，她又补充道：“芳芳，我这儿有一本计划生育宣传手册，你再结合实际找些资料，到时候把计划生育政策和社员们的生活紧密联系起来，用生动鲜活的案例，阐述少生优生带来的益处。”
“另外，育龄妇女的登记工作也得跟上。咱们准备制作个表格，开会的时候让大队干部带下去填写，这样就能依照花名册发放计生用品了。”
张芳芳点头称赞，“田主任，您考虑得真是周全。”
田春苗感慨回应，“我们建这么一个台账，工作起来心里才踏实，不然宣传工作都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接下来就是该上环的安排上环，该结扎的做好结扎工作，不过这可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稍有不慎就容易得罪人。”
“芳芳，你今天就和柳加林先回去，在家帮我把已婚妇女的摸底登记表设计出来，要能全面反映育龄妇女的基本情况，比如什么时候结婚的，生育过几胎，是头婚还是再婚，采取何种避孕措施等等。”
“呵，对了，年初的时候，公社的李永春主任还念叨过你呢。他说：‘张芳芳今年大学该毕业了，也不知道她还能不能回来，那些下放知青大多都回城了，也就几个参加工作的留了下来。’这不，李主任去年冬天调到县财政局当局长去了。”
几天后，当张芳芳再次跟着田春苗走进妇委会办公室时，木质玻璃窗透下斑驳的阳光，洒落在角落那张三屉桌上。桌面上，印泥盒静静摆放着，旁边是一本边角已经磨圆的《婚姻法图解》。
田春苗推开吱呀作响的木柜，翻找出一摞油印文件，面露忧虑地说：“你瞧瞧这数据，上半年的超生率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2%，李主任临走前为此大发雷霆。”
窗外，突然传来一阵激烈的争执声。张芳芳轻轻撩开窗帘，只见外面围聚了一群人，王大娘正紧紧拽着计生专干的胳膊，大声嚷嚷着，“我儿媳才生了个女娃，凭啥就不让生二胎？”
田春苗无奈地叹了口气，“看见了吧？这就是咱们日常工作的写照。上个月张村有个媳妇为了躲避计划生育，跑到娘家藏起来，我们费了三天功夫才把人劝回来。”
张芳芳紧紧攥着手中的宣传手册，封面上“控制人口，造福子孙”八个字，仿佛有千斤重，刺得她眼睛微微发酸。
当晚，回到家中，白炽灯昏黄的光线将张芳芳的影子投映在土墙上。她缓缓摊开田春苗给的表格模板，纸上的格子歪歪扭扭，仅能勉强记录姓名和年龄。“得加上个‘避孕措施’栏。”
她咬着笔头思索着，“还得区分初婚再婚情况，这样才能精准跟踪。”一旁的柳加林突然说道：“我在工地听说，邻县通过广播剧来宣传政策，老乡们听得可入神了。”
张芳芳猛地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光亮，“对呀！咱们也搞个‘政策小喇叭’，把案例编成朗朗上口的顺口溜。”
第二天清晨，晨光熹微，张芳芳怀揣着新设计的表格，急匆匆地跑到田春苗家。
院子里，田春苗正俯身给母鸡喂食，看到张芳芳递过来的表格，眼睛顿时亮了起来，“这分栏清晰明了！还有这个‘家庭经济对比表’，把养三个娃和养一个娃的开销算得清清楚楚。”
她指着“避孕措施”一栏，建议道：“不过上环结扎这栏，最好用红笔标注出来，到时候催办工作也能一目了然。”两人就这么蹲在门槛上，热烈地讨论着，不知不觉已到晌午，炊烟裹挟着玉米饼的香气，悠悠飘进鼻腔。
首堂计划生育宣传讲座设在公社礼堂。张芳芳抱着黑板，从容地站在台上，身后的表格清晰地画着两个家庭的收支对比：王家养育三个孩子，全年仅买粮就花掉800元；而李家只有一个孩子，存款却多出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