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鲁北大地，寒风似乎比往年来得更烈些。滨州、惠民、寿光一带的土坯房上压着薄薄的霜花，清晨的街道上，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的人们哈着白气，车把上挂着的铝制饭盒碰撞出清脆的声响。谁也不会想到，一场持续近三年的噩梦，正悄然笼罩在这片宁静的土地上。那些穿着的确良衬衫、留着时髦卷发的年轻姑娘们，很快就将在深夜的黑暗中，被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攥紧心脏。
一系列割伤美少女耳朵的恶性伤害案，正以令人心悸的姿态，一步步撕开这个年代的平和表象。
消息像被狂风卷起的沙尘，迅速席卷了整个鲁北地区，甚至传到了千里之外的省城。“夜里别让姑娘单独睡”“出门最好有人陪着”，成了家家户户睡前的叮嘱。派出所的户籍警下片区时，总能看到巷口聚集着窃窃私语的居民，他们脸上挂着掩不住的恐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耳朵，仿佛那脆弱的器官下一秒就会遭遇不测。社会舆论更是炸开了锅，地方小报用加粗的黑体字印着“鲁北出现割耳恶魔”，街头巷尾的收音机里，评书先生讲到惊险处，总会借题发挥一句“这比江湖上的采花大盗还要歹毒”。
拂晓惊魂：高家院子的血色呼救
1986年1月7日，拂晓时分的滨州市和平区，天刚蒙蒙亮，远处的工厂还没响起上班的汽笛声，高家院子里突然爆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呼救声，像一把尖刀刺破了冬日的沉寂。“我的耳朵！我的耳朵没了！”16岁的小高捂着右侧脸颊，鲜血从他的指缝间汩汩涌出，顺着下巴滴落在冻得发硬的地面上，瞬间凝成了暗红色的冰碴。他疼得浑身发抖，在院子里跌跌撞撞地乱蹦，额头上的青筋因为剧痛而暴起。
高家的灯“唰”地全亮了。母亲王桂兰披着棉袄从屋里冲出来，一看见儿子满脸是血的模样，腿一软差点摔倒，扶住门框才勉强站稳，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儿啊！这是咋了？谁把你弄成这样的？”父亲高建国刚穿好裤子，抄起门后的扁担就往外冲，嘴里吼着：“哪个天杀的敢在老子家门口行凶！我跟他拼命！”姐姐高秀梅也赶了过来，看着弟弟血淋淋的伤口，吓得脸色惨白，眼泪唰地就流了下来。
这一切，本该是冲着她来的。
前一天夜里，滨州的气温降到了零下12度，寒风卷着雪粒子打在窗户上，发出“呜呜”的声响。高秀梅在棉纺厂上夜班，临走前看着弟弟冻得缩脖子的样子，心疼地说：“你今晚去我屋里睡，我那屋有煤炉，暖和点，顺便帮我看会儿门。”小高听了姐姐的话，乐呵呵地搬着被褥去了东厢房——那是姐姐独居的卧室，收拾得干净整洁，还摆着一瓶姐姐舍不得插的塑料花。
凌晨四点多，小高睡得正沉，迷迷糊糊中觉得右耳一阵钻心的剧痛，像是被什么锋利的东西狠狠划了一下。“嗖”的一下，那股凉意带着撕裂般的疼痛瞬间传遍全身，他猛地从床上弹了起来，下意识地摸向耳朵。
空荡荡的，只剩下黏腻的鲜血。
“啊！”他的尖叫还没喊完，就看见屋门“哐当”一声被撞开，一条黑影像野猫一样窜了出去，踩着院墙上的砖缝一跃而过，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只留下院墙外几声急促的脚步声。
高家的哭喊和呼救声很快惊动了邻居，十几个街坊涌进院子，有的帮着捂伤口，有的跑去打电话报警，还有的追出院外试图寻找凶手的踪迹，但黑暗中早已没了人影。混乱中，有人不小心踢翻了小高床边的煤炉，炉灰撒了一地；有人为了看伤口，伸手碰了碰床上的血迹。
等滨州市公安局的干警赶到时，原本可能留存线索的现场，已经被破坏得一塌糊涂。
接到报案的周宪文局长，当时刚吃完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这位从部队转业的老公安，脸上总是带着一股不怒自威的沉稳，一听发生了这么恶劣的案件，饭碗一放就抓起了警服。“通知技术科、刑警队，五分钟后出发！”他对着对讲机喊完，又抓起桌上的手电筒，快步走出了公安局的大门。
案发现场的东厢房里，周局长蹲在床边，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床上的棉被被血浸透了一大片，暗红色的血迹已经半干，边缘卷着硬边。技术科的干警小心翼翼地用镊子翻看被褥，嘴里嘟囔着：“局长，现场太乱了，脚印、指纹全被破坏了，连个可疑的毛发都没找到。”周宪文点点头，目光扫过墙头，那里有一块砖松动了，砖缝里挂着几根黑色的纤维，应该是凶手翻墙时刮下来的。“凶手是后半夜翻墙入院的，目标明确，动作利落，用的是锋利的刀具，割耳后迅速逃离，心理素质很强。”他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尘，“先走访受害人亲属，弄清楚到底是冲谁来的。”
高秀梅坐在椅子上，双手不停地搓着衣角，声音带着哭腔：“肯定是冲我来的。我在厂里处了个对象，后来吹了，他一直耿耿于怀，前阵子还在厂门口堵过我，说要让我‘后悔’。”她顿了顿，眼泪又流了下来，“都怪我，要是我不让弟弟去我屋睡，他也不会遭这个罪……”
干警们很快摸清了情况：22岁的高秀梅是棉纺厂的女工，长得眉清目秀，皮肤白皙，留着当时最流行的波浪卷发，身边不乏追求者。她之前和同厂的一个男工处过对象，后来因为对方脾气暴躁、有家暴倾向而提出分手，对方曾多次威胁她。而小高因为从小跟着姐姐长大，留着一头齐肩的长发，加上身形瘦弱，夜里在昏暗的光线下，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女性。
“凶手应该是冲着高秀梅来的，报复性伤害。”刑警队的老陈在案情分析会上说道，“夜里光线暗，他把小高当成了高秀梅，所以才下了手。”这个推断得到了大多数干警的认可。接下来的七个多月里，警方围绕高秀梅的社会关系展开了拉网式排查，那个威胁过她的前男友被列为头号嫌疑人，被反复讯问了多次，但他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案发当晚，他正在外地的亲戚家帮忙盖房子，有十几个人可以作证。
干警们没有放弃，又陆续排查了高秀梅的同事、邻居，甚至是她中学时的同学，凡是有过矛盾纠葛的，都一一进行了调查。三伏天里，他们顶着近四十度的高温，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滨州的大街小巷，衬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背上结出了一层白花花的盐渍。可无论他们怎么努力，线索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再也找不到踪迹。案件陷入了僵局，周宪文局长的办公室里，那盏台灯常常亮到后半夜，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
再添新案：郭氏姐妹的深夜惊魂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那个隐藏在黑暗中的恶魔，再次露出了獠牙。1986年8月28日凌晨两点，滨州市红旗居民区的郭家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凄厉的哭声，打破了夏夜的宁静。“我的耳朵！我的耳朵没了！”20岁的郭大国躺在床上，双手捂着左侧耳朵，鲜血顺着她的脖颈流到枕头上，把枕头套染成了暗红色。旁边的妹妹郭二丫吓得缩在床角，浑身发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魔鬼……有魔鬼进来了……”
郭家人被哭声惊醒，父亲郭老汉举着煤油灯冲进西厢房，看到大女儿满脸是血的模样，气得浑身发抖，抄起门后的锄头就往外冲，却被老伴死死拉住：“你去哪儿啊？凶手早就跑了！快给公安局打电话！”郭大国的母亲扑到床边，看着女儿空荡荡的左耳根，心疼得号啕大哭：“我的苦命闺女啊，你这还没嫁人呢，可咋整啊……”
周宪文局长接到报案时，正在办公室里研究小高案的卷宗。“又是割耳？”他猛地站起身，眼里闪过一丝怒火，“通知孙树俭、袁海泉，让惠民地区公安处的贾微信副处长也带人过来，现场必须保护好！”这一次，警方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在赶到现场后，第一时间拉起了警戒线，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技术科的干警带着手套、口罩，小心翼翼地对现场进行勘察。
西厢房里，郭大国和妹妹睡在一张双人床上，郭大国睡在外侧。门上的玻璃碎了一块，平时糊着的白纸被撕得粉碎，门插销也坏了，地上放着一把顶门用的椅子，已经被撞得歪到了一边。“我睡得正香，突然觉得耳朵一阵疼，醒来一摸，就没了。”郭大国的声音带着哭腔，脸色苍白如纸，“我啥也没看见，就听见院子里有脚步声，跑得特别快。”
技术科的干警在门后的地面上，发现了几滴零星的血迹，还有一个模糊的脚印，但因为是泥土地面，脚印很快就氧化了。“犯罪分子还是深夜翻墙入院，从破损的玻璃处伸手打开门闩，作案手法和高家案很像。”惠民地区公安处的贾微信副处长蹲在墙根下，指着墙上的一个脚印说道，“你看，这个脚印的尺寸和高家案现场墙头上的脚印差不多，应该是同一个人。”
案情分析会上，气氛异常凝重。干警们发现，这两起案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作案时间都在凌晨，凶手都是翻墙入院、入室作案，目标都是年轻女性（小高因长发被误认），作案工具都是锋利的刀具，且作案后都迅速逃离，现场几乎不留下痕迹。“可以并案侦查。”周宪文局长敲了敲桌子，“现在我们要重新梳理线索，不能只盯着高秀梅的社会关系了。”
经过走访得知，郭大国和高秀梅不同，她性格文静，作风正派，在一家百货商店当售货员，平时除了上班就是回家，几乎没有社交，更没有什么恋爱纠葛，是街坊邻里眼中的“好姑娘”。“那凶手为什么要盯上她？”刑警队长袁海泉皱着眉头问道。这时，郭老汉的一句话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我前阵子在菜市场和人吵过架，那人说要让我‘家破人亡’。”
郭老汉是个木匠，前段时间给一个客户打家具，因为对方觉得木料不好，要求降价，两人吵得面红耳赤。那个客户脾气暴躁，当时就拍着桌子骂道：“你要是不降价，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让你闺女也没好日子过！”这个线索让干警们眼前一亮，他们立刻找到了那个客户，对其进行了讯问和调查。可没想到，对方案发当晚正在外地出差，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线索再次中断。
接下来的半个多月里，专案组展开了大规模的拉网排查，以郭家和高家为中心，辐射周边五个居民区，走访了近两千户人家，查出了100多条有价值的线索。干警们白天走访，晚上整理材料，有的人累得在办公室里睡着了，头枕着卷宗，脸上还沾着墨水；有的人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只能用手势比划着询问情况。可即便如此，这100多条线索还是被一一排除了，那个隐藏在黑暗中的凶手，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留下一点踪迹。
魔影再临：水利安装队的血色凌晨
1987年春节刚过，鲁北大地还残留着年味，家家户户的春联还鲜红欲滴，那个恶魔又一次行动了。3月1日凌晨3点，滨州市水利安装队的女工小谷，刚送走恋爱对象王某不久，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屋子里还残留着王某身上的烟草味。
突然，一阵轻微的响动惊醒了小谷。她以为是王某落下了东西回来取，迷迷糊糊地喊了一声：“是你吗？”没人回答。紧接着，她感到右耳一阵剧痛，像是被人用刀生生割了下来，疼得她瞬间清醒过来，尖叫着想要坐起身。可凶手比她更快，一把按住她的肩膀，另一只手拿着刀，在她的脸上划了两刀，交叉的伤口瞬间涌出鲜血，流进了她的眼睛里，让她看不清凶手的模样。
小谷拼命挣扎，手脚乱蹬，却被凶手连刺了几刀，手上和脚上的伤口火辣辣地疼。她的尖叫惊动了隔壁的邻居，邻居大喊着“谁啊！干什么呢！”，凶手这才慌了神，转身就跑。小谷趴在床上，浑身是血，看着凶手的黑影消失在门口，嘴里不停地喊着“救命”，声音微弱得像蚊子哼。
周宪文局长赶到现场时，小谷已经被送往医院抢救。她的卧室里一片狼藉，被子被扯到地上，床单上全是血迹，地上散落着几张沾有血迹和分泌物的卫生纸。“这些卫生纸是怎么回事？”技术科的干警问道。小谷的母亲红着眼圈说：“血迹是小谷擦伤口的，那些有分泌物的……是她对象昨晚留下的。”
经过勘察，警方发现凶手这次是从后门进入的，小谷送走王某后，后门没有关严，只挂了一个搭扣。凶手作案后，还顺手牵羊拿走了鸡窝上晒的一双白运动鞋。“这双鞋是小谷刚买的，还没穿几次。”小谷的母亲说道。技术科的干警提取了床单上的血迹和卫生纸上的分泌物，但经过化验，血迹确实是小谷的，分泌物是王某的，没有发现凶手的痕迹。
走访得知，23岁的小谷长得很漂亮，性格也比较外向，身边有不少追求者，曾经有几个人因为她争风吃醋，甚至在工厂门口打过架。“会不会是那些追求者中的某个人，因为得不到小谷而报复她？”刑警队的年轻干警小李说道。这个推断得到了部分干警的认可，他们立刻对小谷的追求者展开了调查，可查来查去，这些人案发当晚都有不在场证明，有的在加班，有的在和朋友喝酒，都能被人证实。
案情分析会上，干警们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小谷案和前两起案件不同，凶手不仅割耳，还毁容、伤人，甚至有盗窃行为，作案动机更像是争风吃醋的报复，不具备并案条件；另一派则认为，虽然作案细节有差异，但核心手法是一致的，都是凌晨入室、伤害年轻女性，应该并案侦查。
“我认为应该并案。”郭凤鸣科长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缓缓说道，“大家看，三起案件的作案时间都在凌晨2点到4点之间，这个时间段是人睡得最沉的时候，凶手选这个时间作案，就是为了降低受害人的警觉性。作案手法都是用锋利刀具割耳，动作迅速，说明凶手有一定的作案经验，或者心理素质极强。而且，三起案件的间隔时间都在7个月左右，这说明凶手有一定的蛰伏期，在等待下一次作案的机会。”
郭科长顿了顿，继续说道：“至于毁容和盗窃，可能是凶手的作案手法在升级，也可能是他临时起意。我们不能因为这些细节上的差异，就否定并案的可能性。从‘割耳’这个核心特征来看，这三起案件绝对是同一个人所为。”他的话让在场的干警们都陷入了沉思，周宪文局长点了点头：“郭科长说得有道理，下一步，我们重点排查有犯罪前科、家庭关系不和、失恋、智力低下或者神经不正常的男性，尤其是那些有变态行为的人。”
此时，系列割耳案已经在滨州引起了极大的恐慌。许多女青年夜里不敢单独睡觉，有的让父母在床边守着，有的干脆搬到单位的集体宿舍，甚至有几个即将结婚的姑娘，因为害怕而推迟了婚期。水利安装队的女工们，晚上下班都要结伴而行，手里拿着木棍、剪刀等防身工具，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公安干警们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周宪文局长的头发在短短几个月里，白了一大半。
跨区疑云：寿光与惠民的相似案件
就在滨州警方全力侦查之际，山东省公安厅传来了一个消息：寿光县1986年5月发生的一起割耳案，与滨州的系列案件有诸多相似之处，建议并案侦查。这个消息让专案组的干警们精神一振，扩大侦查范围，或许能找到新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