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的深圳，像被扔进了火炉，柏油路蒸腾着扭曲的热浪，连空气都带着黏腻的焦灼。深圳市公安局坪山分局的大厅里，空调冷气再足，也压不住一对中年夫妻身上的沉郁，女人的眼睛红肿得像两颗浸透水的樱桃，眼角的细纹里还嵌着未干的泪痕，男人脊背微驼，洗得发白的衬衫领口被汗水浸出黄渍，双手紧紧攥着一个褪色的蓝布包袱，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警官，我们……我们来认亲。”女人的声音带着哭腔，像被砂纸磨过的琴弦，每一个字都颤巍巍的。她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袱，里面整整齐齐叠着一床巴掌大的小棉被，针脚细密，天蓝色的被面已经洗得发灰，边角处磨出了细细的棉絮。旁边压着两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个粉雕玉琢的婴儿，裹着同款小棉被，嘴角还沾着奶渍，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
“这是小军，我们的儿子。”男人补充道，声音沙哑，“1999年丢的，那时候他才五个月大。这被子，是我爱人连夜给缝的，他走的时候就裹着这个。”
大厅里的人都安静下来，目光落在那床小棉被和旧照片上。谁都知道，在打拐办的认亲室里，每一件旧物都藏着一段撕心裂肺的过往。这对夫妻，男的叫张东华，女的叫王艳华，来自江西赣南的小山村，为了寻找被拐的儿子张小军，他们已经在山河间奔波了整整二十年。
此刻，他们坐在认亲室的长椅上，手心全是冷汗。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极了这二十年来破碎的希望。王艳华一遍又一遍摩挲着小棉被的针脚，那是她怀着小军时，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缝的，针脚里绣着“平安”两个小字，如今已经被岁月磨得模糊不清。
“会找到的，艳华。”张东华轻轻拍了拍妻子的肩膀，眼神却有些飘忽。这二十年里，他说过无数次这句话，从最初的坚定，到后来的迟疑，再到如今的自我安慰。他口袋里揣着一沓厚厚的寻人启事，纸页都已卷边，上面的“张小军”三个字，被他用钢笔描了无数遍，墨痕层层叠叠，像刻在心上的烙印。
时间倒回1999年的春天，那时候的深圳还带着一股子野蛮生长的劲儿，高楼在尘土里拔地而起，来自全国各地的务工者像潮水般涌来，张东华和王艳华就是其中的两滴。他们坐着绿皮火车，颠簸了三十多个小时，从江西老家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当时王艳华刚生下小军不久，孩子软乎乎的一小团，抱在怀里像揣着个暖炉。
为了多挣点钱，张东华在坪山一家五金厂找了份钳工的活儿，每天钻在满是机油味的车间里，抡着扳手一干就是十二个小时，手上的茧子磨了一层又一层。王艳华看着丈夫累得倒头就睡，心疼得夜里偷偷抹眼泪。他们租住在城中村的一栋老居民楼里，二十平米的小单间，摆了一张床、一个衣柜，就再也容不下多余的家具。楼下是喧闹的菜市场，楼上是此起彼伏的咳嗽声和孩子的哭闹声，空气中永远混杂着油烟、汗水和潮湿的霉味。
“不能总让你一个人扛着。”王艳华咬了咬牙，发现出租屋旁边有间闲置的小门面，不足五平米，刚好能摆一个货架。她跟房东软磨硬泡，以每月一百块的租金盘了下来，开了家小卖部，卖些油盐酱醋、烟酒零食，还有给工友们准备的毛巾、肥皂。白天她抱着小军看店，晚上等张东华回来，就着昏暗的灯泡算账，账本上的数字一笔一划都记得清清楚楚，多挣一块钱，就能给孩子多买一罐奶粉。
为了增加收入，王艳华还在小卖部门口立了块木板，用红漆写着“房东招租，成功介绍提成10元”。那时候城中村的租客流动性大，招租的生意不算少，每成一单，她就能给小军买两袋进口饼干。每次拿到提成，她都先塞进小军的小口袋里，看着孩子攥着皱巴巴的纸币咯咯笑，她就觉得浑身都有劲儿。
1999年5月12号下午，深圳下过一场短暂的雷阵雨，空气里带着泥土的腥气。王艳华抱着小军坐在小卖部的竹椅上，孩子刚喝完奶，小脸红扑扑的，正揪着她的衣角玩。突然，一个背着行李包的男青年走了过来，二十多岁的样子，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额头上沾着汗，看起来风尘仆仆的。
“大姐，请问这儿有房子租吗？”男青年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四川口音。
王艳华眼睛一亮，连忙点头：“有啊，楼上还有两间空房，我带你去看看？”十块钱的提成在她脑子里转了一圈，足够给小军买一套新的连体衣了。
她刚要抱着孩子起身，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过来：“艳华姐，你要带租客看房啊？孩子给我吧，我帮你看着。”
来人是周显海，也是这栋楼的租客，四川南充人，在附近的电子厂上班，住了快三个月了。他经常来小卖部买烟，每次都要逗逗小军，有时候王艳华忙着算账，他还会主动帮着抱孩子。小军也特别喜欢他，只要周显海一伸手，不管正哭得多厉害，立马就收住眼泪，小胳膊小腿还会兴奋地蹬着。有一次王艳华要去菜市场买菜，刚好周显海休息，就帮她看了两个小时孩子，回来时小军正趴在他怀里啃手指，笑得口水直流。
“那太谢谢你了，小周。”王艳华没多想，把小军递了过去。孩子在周显海怀里蹭了蹭，抓住他的衣领，咯咯地笑了起来。王艳华叮嘱了一句“别让他乱爬”，就带着租客往二楼走去。
楼梯是水泥的，年久失修，每走一步都发出“嘎吱”的响声，墙面上布满了污渍和涂鸦。王艳华一边走，一边心里惦记着孩子，时不时回头往下看。刚开始还能看到周显海抱着小军在小卖部门口站着，孩子的小脑袋转来转去，好奇地打量着来往的行人。
可这个租客却格外挑剔。第一间房朝南，采光好，他皱着眉摸了摸墙面：“大姐，你看这墙皮都掉了，我住进来还得重新刷，多麻烦。”第二间房带个小阳台，他又嫌床铺太旧：“这床板都松了，我翻身都怕塌了，不行不行。”王艳华耐着性子，又带他看了第三间，他还是挑三拣四，一会儿说窗户太小，一会儿说离厕所太近。
“小伙子，要是实在不满意，附近还有别的居民楼，我也可以帮你问问。”王艳华的语气有些不耐烦了，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她又探出头往下看，这一次，小卖部门口空荡荡的，周显海和小军的身影都不见了。
“我的孩子呢？”王艳华的声音一下子变了调，也顾不上租客了，转身就往楼下冲。楼梯间的灯光昏暗，她跑得太急，脚下一滑，摔在了台阶上，膝盖磕出了血，可她根本感觉不到疼，爬起来接着跑。
“小军！小军！”她冲到小卖部门口，扯着嗓子喊，声音里全是哭腔。来往的邻居被她的喊声吸引，围了过来。“艳华，怎么了？”住在隔壁的李大妈问道。“小军不见了，小周抱着他不见了！”王艳华语无伦次地说，双手在胸前乱抓，像是要抓住什么。
她疯了一样在附近的巷子里跑，逢人就问“有没有看到一个抱着婴儿的小伙子”，可得到的都是摇头。汗水和泪水混在一起，模糊了她的视线，她的膝盖越来越疼，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直到跑不动了，她才瘫坐在地上，掏出腰间的BP机，颤抖着按出张东华的号码。
张东华正在车间里拧螺丝，BP机突然响了起来，屏幕上“小军出事”四个字像炸雷一样在他脑子里炸开。他一把扔下手头的扳手，工作服都没换，光着脚就往车间外跑。车间主任在后面喊他，他也顾不上回头，一路狂奔，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嘴里全是血腥味。
等他跑到出租屋，看到瘫坐在地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王艳华，还有围在旁边的邻居，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孩子呢？”他抓住王艳华的肩膀，声音嘶吼着，“我儿子呢？”
“我对不起你，东华，我不该把孩子交给小周的……”王艳华捶打着自己的胸口，哭得几乎晕厥过去。张东华的脑子一片空白，他蹲在地上，双手插进头发里，巨大的绝望像潮水一样将他淹没。他想起早上出门时，小军还抓着他的手指笑，想起孩子软乎乎的小脸蛋贴在他脸上的温度，那些画面越清晰，他的心就越疼。
邻居们帮着报了警，辖区派出所的民警很快就到了。他们在现场拉起了警戒线，询问着事情的经过。可那时候的城中村，监控摄像头还只是个稀罕物，除了几个模糊的目击证人说看到一个小伙子抱着婴儿往巷口跑了，再没有其他线索。民警调取了附近路口的记录，也只看到一辆没有牌照的摩托车一闪而过。
“那个叫周显海的租客，住哪个房间？”带队的民警问道。张东华猛地反应过来，带着民警冲到了周显海的出租屋。房门虚掩着，推开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房间里空荡荡的，只有一张木板床和一个破旧的衣柜，床上的被子胡乱堆着，地上散落着几个烟蒂。
民警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找到了一封信，信封上没有寄信人地址，信里的内容很简单，称呼对方为“显海”，说“事情办得顺利的话，到惠州会合”。旁边还放着一个笔记本，里面夹着一张黑白色的证件照，照片上的年轻人留着寸头，眼神躲闪，正是周显海。
“他叫周显海，四川南充人。”王艳华指着照片，声音颤抖，“就是他，把小军抱走的。”
警方通过技术手段找到了写信人的地址，联系上了周显海的老乡。老乡说，周显海确实是南充人，之前在深圳打工，后来丢了工作，就一直游手好闲。至于他的去向，老乡也不清楚。
就在这时，王艳华突然想起了那个挑剔的租客：“那个租客，他的行李包落在二楼了！”民警跟着她跑到二楼，果然在走廊的角落里看到了一个脏兮兮的旅行包。打开一看，里面没有衣服，没有生活用品，全是大大小小的石头，把包撑得鼓鼓囊囊的。
“这肯定是圈套。”民警皱起了眉头，“那个租客故意拖延时间，给周显海创造机会，他们是一伙的。”
真相像一把冰冷的刀，刺穿了王艳华最后的侥幸。她瘫坐在地上，泪水无声地流着。她想起周显海平时逗孩子时的笑脸，想起他帮着看孩子时的细心，那些温暖的画面此刻都变成了锋利的碎片，扎得她心口疼。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信任的“熟人”，竟然是处心积虑的人贩子。
接下来的日子，警方在深圳展开了大规模的排查，火车站、汽车站、码头，凡是人流量大的地方，都有民警的身影。张东华和王艳华也发动了所有的亲朋好友，打印了几千张寻人启事，贴遍了深圳的大街小巷。寻人启事上，小军的照片被放大，。
那段时间，他们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白天在街头奔波，晚上就守在BP机旁，生怕错过任何一条线索。有一次，有人打电话说在东莞看到一个相似的孩子，他们连夜赶过去，结果发现只是一场误会。还有一次，一个流浪汉拿着寻人启事找他们，说知道孩子的下落，要五百块钱才肯说，张东华毫不犹豫地给了钱，最后却发现对方是个骗子。
小卖部早就关了门，货架上的商品都送给了邻居。张东华也辞了工作，夫妻俩把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全部用在了寻子路上。他们租不起原来的房子，搬到了更偏僻的棚户区，每天啃着馒头咸菜，省下来的钱都用来买火车票和打印寻人启事。
时间一天天过去，小军的消息像石沉大海。王艳华每天以泪洗面，眼睛哭得几乎失明，晚上睡觉的时候，总觉得身边还有孩子的小身体，伸手一摸，却只有冰冷的床板。张东华也变了，原来开朗的汉子变得沉默寡言，头发一夜之间白了大半，手上的老茧更厚了，那是常年在外奔波磨出来的。
转眼到了2002年，小军被拐走的第三年。有一天，张东华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说自己在广州，看到一个孩子跟小军长得很像，还发来了一张合影。照片上，一个女人抱着一个三岁左右的男孩，孩子肉嘟嘟的，眉眼间确实有几分像小军。
“终于有线索了！”张东华激动得手都抖了，连忙叫醒王艳华。夫妻俩盯着照片看了一遍又一遍，王艳华摸着照片上孩子的笑脸，泪水又流了下来：“是小军，肯定是小军，你看这眼睛，跟你一模一样。”
他们立刻联系了对方，对方说要五千块钱的“好处费”，才肯告诉他们具体地址。五千块钱，对于当时的夫妻俩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他们已经欠了亲戚朋友一万多块钱，再开口都觉得难为情。张东华厚着脸皮，挨家挨户地求，王艳华甚至去菜市场帮人杀鸡，一天挣二十块钱。就这样，整整凑了一个星期，才凑够了两千块钱。
“大哥，我们实在凑不够了，这两千块你先拿着，剩下的我们以后再补。”张东华在电话里哀求着。对方犹豫了半天，终于给了一个地址，还说要再给五百块钱“打车费”，他亲自把孩子送过来。张东华二话不说，找邻居借了五百块，打到了对方的账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