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我听见小罗妈在外面喊‘小罗，回家吃饭了’。我心里一下子就慌了——我把人家孩子打哭了，要是让她妈听见，肯定得跟我闹。我下意识地冲过去，用手捂住了小罗的嘴，不让她哭。可她哭得更厉害了，还蹬腿挣扎。我急了，就把她抱起来，一手捂住她的嘴，一手捂住她的鼻子，往西屋走。西屋里有个旧衣柜，旁边放着个白色带碎花的枕头，我顺手就把枕头套在了她头上，使劲按着。”
“过了一会儿，我感觉她不挣扎了，就把枕头拿下来。你猜怎么着？她脸都紫了，没气了。”夏晓霞说到这儿，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既没有害怕，也没有愧疚，“我当时就想，完了，孩子死了，她妈知道了肯定饶不了我。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我就去外屋拿了根红色的细绳，绕在她脖子上，使劲勒了两圈，确定她真的死了，才把她装进床底下那个棕色的旧皮箱里。”
“装完孩子，我一回头，看见大宝石站在西屋门口，眼睛睁得大大的，直愣愣地看着我。他……他全看见了。”夏晓霞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波动，“我赶紧跑过去，蹲下来抓着他的手，说‘宝石，妈求你了，这事千万别跟别人说，说了妈就完了’。他吓得点了点头，没敢说话。”
“这时候，小罗妈的喊声又传过来了。我赶紧把大宝石藏进仓房，仓房里堆着柴火，还有些旧工具，我让他躲在柴火垛后面，嘱咐他不管听见啥都别出来，要是有人问，就说跟小罗被三个穿黑衣服的绑匪劫走了，绑匪嫌他闹，就把他放回来了，把小罗带走了。交代完，我才去开门，跟小罗妈说大宝石也不见了。”
“下午我从算命的那儿回来，一进门就看见大宝石从仓房里跑出来了。我当时就慌了，怕他把看见的事说出去，就一把把他拽进屋里，教他说瞎话。可他就知道哭，怎么教都教不会。我只能等着天黑，把他早早哄睡了。”
夏晓霞停了停，咽了口唾沫：“看着他睡着的样子，我就想，这孩子知道太多了，留着就是个祸害。要是他明天跟别人说了，我就得坐牢，就得被枪毙。我越想越害怕，到了后半夜，我就想，只有把他弄死，我才能安全。”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去了后院三哥家。三哥正在喝酒，我跟他说‘三哥，我把罗家的孩子弄死了，大宝石看见了，你帮我把他也弄死吧’。三哥当时就把杯子摔了，说‘你疯了？那是你亲生儿子！’我跟他说‘我跟阿成还能再生，要是不弄死他，我就得死’。三哥犹豫了半天，最后说‘你都想好了，我就再帮你一次’。”
“我们从后窗户跳进我家，我去叫大宝石，说‘宝石，妈给你拿好吃的’。他刚醒，揉着眼睛就过来了。三哥上去用蓝色的被单蒙住他的头，伸手掐他的脖子。大宝石挣扎着伸出手，我怕他挣脱，就上去按住他的手。没一会儿，他就不动了。我又拿了根绳子，让三哥再勒他脖子，确定他死了。三哥勒完，说‘造孽啊’，就走了。”
“我看着大宝石的尸体，心里也难受，哭了一会儿。可哭完了，我还是得处理。我找了把旧斧子，把东屋炕中间的炕洞刨开，把他的尸体放进去，又在上面盖了块红色的地板革，收拾干净地上的土。刚喘口气，你们就来了。”
夏晓霞说完，审讯室里一片寂静。刑警们看着眼前这个面无表情的女人，心里一阵发冷——这哪里是人，分明是个披着人皮的魔鬼。
根据夏晓霞的交代，刑警们立刻赶到工人屯，在夏晓霞家的炕洞里找到了大宝石的尸体。掀开红色的地板革，扒开几块红色的砖头，那个小小的身影就蜷缩在里面，头向西，脚向北，身上还穿着蓝色的睡衣，脖子上系着一根细细的红绳。他的小牙紧紧咬着舌头，大大的眼睛圆睁着，像是在质问这个世界为什么对他如此残忍。
随后，刑警们又在夏晓霞家床底下的棕色皮箱里找到了小罗的尸体。皮箱打开时，一股腐烂的气味扑面而来。小罗穿着粉色的小衣服，脸上因为淤血变成了紫黑色，但那两个甜甜的小酒窝，依然能清晰地看见。在场的刑警都红了眼，有的甚至别过脸去——这么小的孩子，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就被如此残忍地杀害了。
为了进一步查清案情，刑警们对夏晓霞家进行了第二次勘察。这次，他们在衣柜顶上的一个两尺见方的小型文件箱里，发现了一本夹杂在黄色书刊中的黑色日记本。日记本的主人，正是夏晓霞。
日记里的内容，大多是写给同居男友阿成的，字里行间满是对阿成的“爱意”：“阿成，等我把这边的事处理干净，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今天跟瘸刚吵架了，他真碍事，要是没有他就好了”“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
日记里还提到，夏晓霞在1996年初就和阿成勾搭在了一起，那时她还没和前夫范成刚离婚。其中有一段用红笔写的话，引起了刑警们的注意：“也许是我的猜测，也许是预感吧，也可能是那死鬼在作怪，我总觉得房子收拾完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死鬼是谁？房子又怎么了？”老张看着这段话，心里冒出一连串的问号。他立刻让人去工人屯，找夏晓霞的邻居了解情况。
邻居们听说刑警又来调查，都围了过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
“警察同志，你们可得查查，夏晓霞原来的丈夫范成刚，会不会也被她弄死了？”王大爷气愤地说，“范成刚虽然腿瘸，可心眼好，特别疼大宝石，以前每次来都给孩子带玩具、买糖。可他们离婚三年多，范成刚一次都没回来过，这太不正常了！”
“是啊是啊！”张婶也跟着说，“去年夏天，夏晓霞把原来的房子拆了重新盖，地基挖得特别深，当时我们还纳闷，好好的房子为啥要拆，现在想想，说不定是藏了啥东西！”
这些线索让老张心里一沉。他立刻安排队员去调查范成刚的下落，先是去了范成刚以前的住处，又走访了他的姐姐范成英。
范成英见到刑警时，哭得泣不成声：“我弟从1996年底就没信了！1997年3月，我去夏晓霞家找他，夏晓霞说他们已经离婚了，我弟去南方做生意了，具体去哪儿也不知道。我不信，去派出所报了案，可查了一阵子也没结果，这事就搁下了。”
刑警们又去了当时接警的派出所，调出了当年的记录。记录显示，1997年3月，范成英报案后，民警确实调查过，但由于没有线索，最终只能以“失踪”结案。
结合夏晓霞的日记和邻居的证词，刑警们推断：范成刚很可能已经被夏晓霞杀害，而她去年翻盖房子，很可能是为了掩盖罪行。
9月23日晚上7点，审讯室里的气氛再次紧张起来。老张看着坐在对面的夏晓霞，缓缓开口：“夏晓霞，你还有什么没交代的？比如……你前夫范成刚，他到底去哪儿了？”
夏晓霞的身体猛地一震，眼神瞬间变得慌乱。她沉默了很久，最终像是泄了气的皮球，开口交代了三年前杀害范成刚的罪行。
“我跟范成刚是1989年结婚的，那时我刚从糖厂辞职，在市场上认识了他。他开了个裁缝店，虽然腿瘸，但手巧，能挣不少钱。我当时刚跟糖厂的前男友分手，心里烦，又见他能挣钱，就跟他处了两个月，然后结了婚。”
“结婚头两年还行，后来他的裁缝店生意不好了，挣的钱越来越少。我看着别人过得比我好，心里就不平衡。1996年初，我在鸿运酒店当三陪，认识了阿成。阿成是个工段长，月工资一千多，还有灰色收入，他对我特别大方，还说要帮我开个店。我一下子就爱上他了，觉得他才是能给我幸福的人。”
“我跟阿成好了以后，就不想跟范成刚过了，天天跟他吵架，逼他离婚。他一开始不同意，可经不住我天天闹，最后在1996年7月跟我办了离婚手续。可离婚后，他没地方去，还是跟我住在一块儿。他在这儿，我跟阿成就没法见面，我就想，必须把他弄走。”
“1997年1月，我找了三哥，跟他说想弄死范成刚。三哥一开始不同意，说杀人要偿命。我跟他说‘我跟阿成是真心的，范成刚在这儿碍事，不弄死他我就完了’。三哥最后同意了，去市场买了‘三不倒’狗药，说狗吃了三步就死。”
“没过几天，范成刚感冒了，咳嗽得厉害。我把狗药碾碎了，装进感冒胶囊里。早上六点，我去叫三哥过来，让他在外屋等着。然后我进里屋，把范成刚叫起来，端了杯温水给他，说‘把药吃了，感冒能好点’。他没怀疑，就吃了。”
“吃完药没几分钟，他就说肚子疼，然后口吐白沫，躺在炕上抽搐。我赶紧叫三哥进来，我们俩一起把他按在炕上，用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勒他的脖子。我按住他的腿，三哥勒绳子，没一会儿他就不动了。”
“我们把他的尸体装进两个绿色的塑料编织袋里，用绳子捆好，扔进了门口的地窖里。过了两个月，范成刚的姐姐来找他，我怕被发现，就跟三哥把尸体从地窖里挖出来，用三轮车拉到铁峰镇四家子村北的坟地，埋在了一棵大树下。埋完以后，我心里才踏实了，觉得终于能跟阿成好好过了。”
2000年9月24日上午9点40分，在夏晓霞的指认下，刑警们来到四家子村北的坟地。这里荒草丛生，很少有人来。夏晓霞指着一棵老榆树说：“就埋在这儿。”
刑警们拿起铁锹开始挖掘，挖了大约一米深，终于看到了两个绿色的编织袋。打开袋子，里面是一堆白骨——那就是失踪三年多的范成刚。他的姐姐范成英赶来认尸时，抱着白骨哭得撕心裂肺：“弟啊，你死得好惨啊！姐终于找到你了！”
夏晓霞的罪行，震惊了整个齐齐哈尔。人们无法想象，一个女人竟然能对自己的丈夫、亲生儿子，还有邻居家的幼女下此毒手。而她做这一切的理由，仅仅是为了和一个有妇之夫维持畸形的恋情。
2002年11月27日，秋末的齐齐哈尔已经很冷了。这天早上，夏晓霞被押赴刑场。临刑前，她在看守所里终于流下了悔恨的眼泪——她直到被抓后才知道，自己为之付出三条人命的阿成，在她被关押期间，早就有了新欢，甚至一次都没来看过她。
“我真傻……”这是夏晓霞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随着一声枪响，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女人结束了她罪恶的一生。而被她杀害的范成刚、大宝石、小罗，却永远无法再回到亲人身边。这桩由扭曲婚姻和畸形婚外恋引发的惨案，也成为了一道永远刻在工人屯居民心中的伤疤，提醒着人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让欲望吞噬理智，否则终将付出惨痛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