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第三次来的时候，穿的是一件迷彩大衣，腿上还套着一对黑色的护膝。”王师傅说，“我当时还跟她开玩笑，说‘现在天这么冷，戴护膝骑车暖和’，她笑了笑，没说话。你们通告里说死者穿迷彩大衣，还有黑色护膝，这不就是同一个人吗？”
王师傅的话让民警们兴奋不已——这几个特征（双眼皮手术痕迹、K字形金色耳钉、迷彩大衣、黑色护膝）完全符合死者的体貌特征和现场物证，这个女顾客很可能就是死者！
“您能确定她是12月17号上午来的吗？她离开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民警问。
“确定，17号上午10点左右来的，10点15分左右离开的。”王师傅说，“她离开的时候，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的是我给她做的印章半成品——因为印章需要晾干，我让她下午3点来取，她答应了。可到了下午4点多，她还没来，我就给她打电话，结果打不通；我之前加过她的微信，就给她发微信，过了几分钟，她微信回了一条语音，但不是她的声音，是个男人的声音，说‘好的，马上过去’。可我等了半天，也没人来取印章，直到现在，那个印章还在我店里呢！”
“男人的声音？”民警们立刻注意到了这个细节，“您还记得那个声音是什么样的吗？比如年龄、口音？”
“声音有点低沉，听起来大概三十多岁，有本地口音，但又不是纯银川口音，像是周边旗县的。”王师傅回忆说，“当时我还觉得奇怪，怎么是个男人回复，现在想想，可能那个男人就是凶手！”
挂了王师傅的电话后，民警们立刻赶到了他的打印店。王师傅拿出了那个女顾客的名片样本和没取走的印章——印章上刻着“银川市XX旅馆（暂定名）”，还有一个名字：贾玉芳。
“这是她当时提供的名字，说印章上要刻这个。”王师傅说。
民警们还调取了打印店的监控录像——打印店的监控安装在柜台上方，能清楚拍到店内的情况。12月17号上午10点03分，一个女人走进了打印店，她戴着黑色大框墨镜，穿迷彩大衣，腿上套着黑色护膝，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正是王师傅说的那个女顾客。监控里能看到她和王师傅交流的画面，虽然听不到声音，但能看到她指着名片样本，似乎在确认内容。10点15分，她拿着塑料袋离开了打印店，走出了监控范围。
“这个女人肯定就是死者！”带头的民警看着监控，肯定地说，“现在，我们终于有了死者的名字——贾玉芳！接下来，就是确定她的身份，找到她的家人，还有那个回复微信的男人！”
警方根据王师傅提供的“贾玉芳”这个名字，以及“要开旅馆”“可能来自周边旗县”的线索，开始在全国户籍系统里进行排查。他们筛选出了所有名叫“贾玉芳”、年龄在35-45岁之间、来自宁夏周边地区（比如内蒙古鄂尔多斯、乌海，甘肃庆阳、平凉等）的人员，一共找到了12个符合条件的“贾玉芳”。
民警们逐一核实这12个人的信息，排除了11个——其中有5个已经去世，3个年龄不符（实际年龄超过50岁），2个一直在本地生活，没有来银川的记录，1个是男性（重名）。最后剩下的一个，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今年38岁，离婚，之前在鄂托克旗开了一家小卖部，半年前把小卖部转让了，之后去向不明。
“这个贾玉芳的情况，和王师傅说的‘要开旅馆’很吻合——转让小卖部，可能就是为了凑钱开旅馆。”民警们觉得这个贾玉芳的嫌疑最大。他们立刻联系了鄂托克旗公安局，请求协助调查。
鄂托克旗公安局很快回复：这个贾玉芳确实在半年前转让了小卖部，她的父母还在鄂托克旗生活。12月15号那天，贾玉芳跟父母说要去银川采购旅馆用品，之后就再也没联系过家人，她的父母还以为她在银川忙，没太在意，直到警方联系他们，才知道女儿可能出事了。
12月26号上午，银川警方的侦查人员驱车前往鄂托克旗——两地相距800多公里，冬天的高速路有点滑，他们开了10个多小时，才到达鄂托克旗。在当地警方的陪同下，他们找到了贾玉芳的父母。
贾玉芳的父母都是农民，年纪快70了，身体不太好。当民警告诉他们“贾玉芳可能遇害”的消息时，老两口一下子就懵了，贾玉芳的母亲当场就哭晕过去，被民警及时送到了附近的医院。醒来后，她拉着民警的手，哽咽着说：“我女儿怎么会出事啊……她去银川开旅馆，是想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啊……”
民警们心里也不好受，只能安慰老两口，然后采集了他们的DNA样本——需要通过DNA比对，确认死者就是贾玉芳。
12月27号，DNA比对结果出来了：死者的DNA与贾玉芳父母的DNA完全吻合！警方终于确定，死者就是来自内蒙古鄂托克旗的贾玉芳！
根据贾玉芳父母的回忆，贾玉芳离婚后，一个人开小卖部，很辛苦，但很能干，攒了一些钱。半年前，她跟父母说“银川游客多，开小旅馆能赚钱”，就把小卖部转让了，凑了十几万，准备去银川开旅馆。她之前已经去银川考察过好几次，每次都是住小旅馆，因为小旅馆便宜，而且离批发市场近（方便采购旅馆用品）。12月15号那天，她背着一个大背包，里面装着换洗衣服和采购清单，跟父母说“这次去银川要采购床品、洗漱用品这些，大概一周回来”，之后就再也没打过电话——父母以为她忙，没敢打扰她，没想到竟然出了这样的事。
“她之前去银川，有没有跟你们提过什么人？比如朋友、合作伙伴之类的？”民警问。
贾玉芳的母亲想了想，摇了摇头：“她没怎么提过，只说认识了一个‘李哥’，有时候会跟她一起讨论开旅馆的事。我们问她‘李哥’是谁，她也没多说，只说是在广场舞上认识的。”
“李哥？”民警心里记下了这个名字，“还有别的吗？”
“没有了……她性格比较要强，什么事都自己扛，很少跟我们说她的事。”贾玉芳的父亲叹了口气，眼里满是心疼。
确定了死者是贾玉芳后，警方的调查方向更加明确了：首先，找到贾玉芳在银川住过的小旅馆（根据现场的一次性洗漱用品，她肯定住过小旅馆），那里很可能就是第一现场；其次，找到那个“李哥”，他很可能就是王师傅提到的“回复微信的男人”，也是本案的关键嫌疑人。
警方决定以两个地点为中心，排查周边的小旅馆：一个是贾玉芳去过的打印店（老城区的巷子），另一个是抛尸现场（丽景街绿化带）。他们分成了十几个小组，每个小组负责排查一个区域，一家一家地走访小旅馆，查看住宿登记，调取监控录像。
银川的小旅馆很多，尤其是在北门汽车站、火车站附近，几乎每条巷子里都有几家。民警们每天从早上8点忙到晚上10点，一家一家地跑，有时候遇到不配合的旅馆老板，还要耐心解释半天。
功夫不负有心人，12月28号下午，一个侦查小组在北门汽车站附近的“如家小旅馆”（并非连锁酒店，只是名字相似）有了发现。这家旅馆的老板姓刘，50多岁，看到民警出示的贾玉芳的照片（根据监控截图和家人描述制作的）后，立刻说：“我见过这个女人！大概在12月15号下午，她和一个男人一起来住过店！”
民警们立刻来了精神：“您能详细说说吗？他们住了几天？那个男人是什么样的？”
“15号下午4点多来的，住到17号下午。”刘老板回忆说，“那个女人戴着墨镜，穿迷彩大衣，腿上套着护膝，跟照片上一样。跟她一起来的男人大概30多岁，中等身材，穿一件灰色的外套，留着短发，说话有点鄂托克旗的口音。他们要了一个单间，登记的时候，是那个男人用身份证登记的，名字好像叫‘李义光’。”
“李义光？”民警们心里一动——贾玉芳的母亲提到的“李哥”，会不会就是这个李义光？
“您这里有监控吗？能调给我们看看吗？”民警问。
“有，大厅和二楼走廊都有监控。”刘老板说。
民警们立刻调取了旅馆的监控录像，画面虽然不算清晰，但能清楚看到贾玉芳和李义光的身影：
12月15号下午16点19分，贾玉芳走进旅馆大厅，刘老板在柜台后面。贾玉芳走到柜台前，问：“有没有单间？多少钱一晚？”刘老板说：“80块，有热水，能看电视。”贾玉芳砍了砍价：“70块行不？我住两天。”刘老板答应了。就在这时，李义光走进了大厅，他手里夹着一根烟（后来警方确认是红塔山香烟），走到柜台前，对刘老板说：“登记一间房。”然后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刘老板登记的时候，贾玉芳站在旁边，看了看手机，偶尔和李义光说几句话，看起来很亲密。
登记完后，刘老板带着他们去看房间——先看了5号房（窗户坏了，漏风），又看了6号房（热水不太热），最后看了7号房（在二楼走廊尽头，比较安静，窗户完好，热水也正常）。贾玉芳和李义光商量了一下，决定住7号房。刘老板把钥匙交给他们，他们就拿着行李上了楼。
12月16号早上7点多，李义光一个人下楼，在旅馆附近的早餐摊买了豆浆和油条，拎着塑料袋回到了7号房。上午10点左右，李义光又下楼了一次，去附近的超市买了几瓶啤酒和一些零食，然后回到房间，之后就再也没出过门。贾玉芳一整天都没出门，应该是在房间里整理采购清单。
12月17号早上8点08分，贾玉芳背着一个小背包，戴着墨镜，腿上套着护膝，从7号房出来，下楼时碰到了刘老板，她笑着说：“刘老板，我出去办点事，中午回来。”刘老板说：“好，钥匙带好。”贾玉芳点点头，走出了旅馆——根据打印店的监控，她这是去王师傅的打印店做印章。
12月17号下午14点05分，贾玉芳回到了旅馆，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打印店的印章半成品）。她上楼时又碰到了刘老板，刘老板问：“事办完了？”贾玉芳说：“嗯，还有点东西没弄好，下午再去取。”然后就走进了7号房。
从17号下午14点05分之后，监控里就再也没看到贾玉芳出来过。
而李义光的行踪则更加可疑：
17号下午14点05分贾玉芳回到房间后，李义光一直没出门。直到16点25分，李义光才从7号房出来——他的头发有点乱，脸色苍白，眼神躲闪，身上穿的不是之前的灰色外套，而是贾玉芳的迷彩大衣（大衣明显不合身，袖子太长，他卷了起来）。他走到楼梯口，又突然回头，盯着7号房的门看了几秒钟，然后才下楼。
走到大厅门口时，他口袋里掉了一个东西——监控显示，那是一个红色的打火机，上面印着“鄂托克旗XXKTV”的字样。他赶紧弯腰捡起来，然后突然又转身跑回二楼，打开7号房的门，快速看了一眼里面，然后关上门，用钥匙锁好，又拉了拉门把手，确认锁好后，才再次下楼。
刘老板当时在柜台后面看电视，看到他这副慌张的样子，觉得有点奇怪，问：“小伙子，怎么了？忘东西了？”李义光没说话，只是摇了摇头，快步走出了旅馆。
17号下午17点30分，李义光又回到了旅馆——他手里拉着一个豆绿色的行李箱，和现场发现的行李箱一模一样！行李箱的轮子在走廊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听起来很重。他拎着行李箱上了二楼，走进了7号房。刘老板问他：“需要帮忙吗？”他头也不回地说：“不用！”语气很生硬，带着一丝不耐烦。
之后的几个小时里，旅馆里没什么异常，监控里也没看到李义光出来。直到22点21分，李义光再次从7号房出来——这次他穿着之前的灰色外套，手里抱着那个豆绿色的行李箱，箱子看起来很重，他走得很慢，额头冒着汗（即使是冬天，也能看到他额头的汗珠）。他走到楼梯口，小心翼翼地把箱子抱下楼，下楼时差点摔倒，刘老板想上前扶他，他却猛地躲开了，然后快步走出旅馆，朝着丽景街的方向走去——那正是抛尸现场的方向！
“就是他！”民警们看着监控，兴奋地说，“李义光肯定就是凶手！他在7号房杀害了贾玉芳，然后出去买了行李箱，把尸体装进去，晚上运到丽景街抛尸！”
警方立刻对7号房进行了勘察——他们打开房门，房间里很整洁，床单铺得很平，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桌子上放着两个空啤酒瓶（正是李义光16号买的那种）、一个外卖盒子（里面是剩下的炒面，后来确认是李义光17号中午点的外卖），垃圾桶里有几个烟蒂（红塔山香烟，和李义光之前抽的一致）和一些纸巾。
民警们戴着白手套，仔细检查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床单上没有明显的血迹，但用紫外线灯照射后，发现床单的角落有少量潜血（后来确认是贾玉芳的血，应该是李义光清理过现场，但没清理干净）；啤酒瓶和外卖盒子上只有李义光的指纹；垃圾桶里的烟蒂也只有李义光的DNA；卫生间里很干净，毛巾和牙刷都在，但只有李义光的使用痕迹，没有贾玉芳的——很明显，李义光在离开前，仔细清理了房间，试图销毁证据。
“7号房就是第一现场！”法医确认，“虽然现场被清理过，但从床单上的潜血和贾玉芳的死亡原因来看，她应该是在这个房间里被李义光杀害的。”
确定了李义光的犯罪嫌疑后，警方立刻展开了抓捕行动。他们通过户籍系统查到，李义光也是内蒙古鄂托克旗人，今年34岁，无业，2010年因为盗窃被鄂托克旗公安局拘留过15天。他们还查到，李义光在12月17号晚上抛尸后，没有回鄂托克旗，而是去了吴忠市（宁夏的一个地级市，距离银川约60公里）。
就在警方准备动身去吴忠抓捕李义光的时候，12月29号上午，吴忠市公安局打来电话：李义光主动到吴忠市公安局自首了！
民警们又惊又喜——没想到李义光会主动自首。他们立刻驱车前往吴忠，见到了李义光。
李义光穿着一件黑色的外套，头发凌乱，脸上长满了胡茬，眼神躲闪，看起来很憔悴。面对民警的询问，他很快交代了自己杀害贾玉芳的经过。
李义光和贾玉芳是在2014年6月认识的——当时李义光在鄂托克旗待业，每天晚上都会去广场跳广场舞，贾玉芳也经常去跳。两人聊了几次，很快就熟悉了。贾玉芳说自己开小卖部，生意还不错，李义光则骗她说自己“做小生意，能赚钱”，其实他根本没有工作，靠打零工和向家人要钱生活。
两人认识没多久，就确定了恋爱关系，李义光还搬到了贾玉芳的家里住。相处了一段时间后，贾玉芳跟李义光说，她想关掉小卖部，去银川开一家小旅馆，因为“银川的游客多，开旅馆比开小卖部赚钱”。李义光一开始有点犹豫，但看到贾玉芳很有信心，而且他也想找个“正经事”做，就答应了，还说“我支持你，钱不够的话我来想办法”。
其实李义光根本没有积蓄，他所谓的“想办法”，就是回家骗父母——他跟父母说“自己要和朋友合伙开餐馆，需要10万块钱”，父母信以为真，把攒了一辈子的9万6块钱给了他。李义光把这笔钱给了贾玉芳，说“这是我攒的，你先用着，不够再说”。贾玉芳很感动，说“等旅馆开起来，赚了钱就还你”，但两人没有写借条。
2014年12月15号，贾玉芳要去银川采购旅馆用品，李义光说“我跟你一起去，帮你看看，顺便熟悉一下银川的环境”——其实他是怕贾玉芳骗他的钱，想盯着她，确保她真的是去开旅馆，而不是把钱卷走。
15号下午，两人一起坐大巴从鄂托克旗到了银川，然后在北门汽车站附近的“如家小旅馆”住了下来，登记的是李义光的身份证。16号一整天，贾玉芳都在房间里整理采购清单，李义光则在房间里喝啤酒、看电视，偶尔出去买东西。
17号早上，贾玉芳去打印店做印章，李义光一个人在房间里，又喝了几瓶啤酒。下午2点左右，贾玉芳回到房间，看到李义光又在喝酒，顿时就生气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这次来银川是办正事，你怎么整天就知道喝酒？旅馆还没开起来，你就这个样子，以后怎么办？”
李义光喝了酒，情绪也很激动：“我喝酒怎么了？我在家待着也没碍着你！你整天出去，谁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那9万6是我爸妈的养老钱，你要是敢骗我，我饶不了你！”
贾玉芳更生气了：“我骗你什么了？我开旅馆是为了我们两个人好，你怎么能这么想我？这钱是我借你的，又不是不还你，等旅馆开起来，赚了钱我就还你！”
“还我？你什么时候还？”李义光站起身，走到贾玉芳面前，“你要是不还我，我就去找你爸妈要！”
贾玉芳也急了，脱口而出：“你敢去找我爸妈？你再逼我，我就告你强奸！”
这句话彻底激怒了李义光——他以为贾玉芳是在故意威胁他，想赖掉那笔钱。他当时喝了酒，失去了理智，一把抓住贾玉芳的胳膊，把她按在了床上。贾玉芳挣扎着反抗，用手抓李义光的胳膊，还大喊大叫。李义光怕被别人听到，赶紧用手捂住贾玉芳的口鼻，另一只手按住她的颈部。贾玉芳挣扎了几分钟，就不动了。
李义光松开手，发现贾玉芳已经没有了呼吸，顿时就慌了——他坐在床边，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自己杀了人。他想逃跑，但又怕被警方抓到，于是就想把尸体处理掉。
他看到贾玉芳的迷彩大衣放在椅子上，就把自己沾了血的灰色外套脱下来，换上了迷彩大衣（因为他的外套上有贾玉芳的血，怕被人发现）。然后，他拿着钱包，匆匆离开了旅馆，在附近的超市买了一个豆绿色的行李箱（花了200块钱），又回到了7号房。
回到房间后，他把贾玉芳的尸体装进了行李箱——因为尸体已经僵硬，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尸体塞进去，还把自己的灰色外套、贾玉芳的黑色护膝（他记得贾玉芳平时经常戴，觉得应该一起处理掉）、还有贾玉芳用过的一次性洗漱用品（怕留下线索）一起放进了箱子里。
晚上10点多，他抱着行李箱离开了旅馆，沿着丽景街走，想找个隐蔽的地方抛尸。走到丽景街的绿化带时，他看到里面没人，就把箱子扔在了沟渠边，然后赶紧离开了。
抛尸后，李义光不敢回鄂托克旗，也不敢留在银川，就打车去了吴忠。他在吴忠的一家网吧里待了两天，每天都在想自己的所作所为，越想越害怕，觉得自己躲不过去，于是就在12月29号上午，主动去吴忠市公安局自首了。
李义光自首后，警方根据他的交代，核实了所有细节：他买行李箱的超市、抛尸的路线、与贾玉芳的交往过程，都与警方之前调查的结果一致。他胳膊上的抓痕，也与贾玉芳挣扎时留下的痕迹吻合。
2015年，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审理。法院认为，李义光因口角纠纷，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但考虑到李义光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处李义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案件告破后，民警们终于松了口气。带头的民警说：“这起案子能破，离不开群众的帮助——如果没有肖师傅提供的线索，没有王师傅认出贾玉芳，我们可能还要走很多弯路。这也说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我们和群众配合好，再难的案子也能破。”
而贾玉芳的父母，在得知判决结果后，只是默默地流着泪——他们失去了唯一的女儿，那个想通过开旅馆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的女儿，再也回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