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作为一个洞悉历史走向、深谙政治复杂性的领导者，亚瑟绝不会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风雨飘摇、前途未卜的清廷身上。
他知道，此刻的大清帝国，内部暗流涌动，以康有卫、梁起超为代表的改良派虽然在新政中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但根基不稳；而以孙仲山为首的革命党则在海外积蓄力量，伺机而动。
未来中国的走向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作为一个战略家，他从不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因此，在麦格雷戈与清廷官员周旋的同时，亚瑟指示cSb驻伦敦的负责人，代号钟表匠的资深特工，动用其在伦敦建立的极其隐秘的情报网络。
通过一位同情中国变革、与流亡知识分子交情甚密的英国记者费雷泽，钟表匠与这时正积极在欧洲筹款和宣传革命思想的孙仲山先生的代表人物，同盟会欧洲支部的负责人，在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区一间常有各国留学生和流亡者聚会的公寓里，进行了一次高度机密、仅有极少数人知晓的非正式会面。
这次会面的主要目的是收集信息和传递信号，而非提供实质援助。
会面的氛围紧张而充满试探。
钟表匠以一位对远东局势感兴趣的独立学者的身份出现，表达了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关切，并希望了解革命党对建立共和中国的具体设想、组织架构、主要依靠力量以及对列强，特别是日本和英国的态度。
他巧妙地暗示，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新兴的太平洋国家，乐于见到一个独立、稳定、繁荣的中国出现，并愿意与任何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力量建立非官方的沟通渠道。
革命党的代表，对这位突然出现的、身份可疑的学者充满了警惕。
他们怀疑这是否是英国政府或清廷使馆派来的探子。
但他们同样也极度渴望获得任何形式的外部信息和潜在支持。
在确认了对方并非直接威胁后，革命党代表有选择地、谨慎地阐述了他们的共和理念、目标以及对未来中国工业化建设的初步构想，同时也表达了对列强干涉和日本野心的担忧。
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了澳大利亚方面流露出的对日本的警惕，并试图以此为共同点，寻求某种程度的理解甚至默契。
这次秘密会晤并未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协议或承诺。
亚瑟的首要目的并非提供援助，那在这时太过冒险，且时机远未成熟。
他需要的是第一手的信息，是对这股潜在的、可能颠覆整个中国格局的力量的真实评估。
钟表匠随后向亚瑟提交的报告，清晰地描绘了革命党的现状：他们拥有坚定的信念、明确的政治纲领，即三民主义的雏形，和一批充满牺牲精神的核心骨干；他们在海外华人社群中拥有一定的动员能力，并试图争取国际同情；但他们的组织结构尚显松散，内部存在不同派别，诸如光复会、华兴会等的矛盾，缺乏稳固的国内根据地和可靠的军事力量，其成功前景看来依然渺茫且充满变数。
综合了来自清廷官方和革命党秘密渠道的信息，亚瑟对这时中国的复杂局势有了更清晰的判断。
清廷的改革虽然步履蹒跚，但其庞大的体量和惯性依然使其在短期内是主要的权力掌控者，是澳大利亚进行经济合作、获取实际利益的必要对象。
而革命党虽然力量尚弱、前途未卜，但其所代表的变革力量和民族主义诉求，契合了历史的潮流，是绝不能忽视的潜在未来主导者。
基于这些判断，亚瑟最终确立了他在这一阶段的对华政策基调，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指示，通过加密电报发回堪培拉：
第一，官方层面要继续积极与清廷保持接触，以技术合作为突破口，推动在铁路、矿业等领域建立实质性的合资项目，争取在中国的新政改革中获得经济利益，并借此建立与清廷中央及地方实力派，例如袁是凯、张之栋等人物的官方联系渠道。
第二，非官方层面则要通过秘密渠道，与改良派，比如梁起超及其在海外的支持者，和革命党，特别是孙仲山一系等潜在的未来力量，保持低调、持续的联系，将其作为重要的信息来源和长远战略投资，但不轻易提供实质性援助或公开站队，严格避免卷入中国内部复杂的政治斗争。
第三，战略层面的核心目标是维持一个对澳大利亚相对友好的、能够保持基本稳定、具备一定发展潜力、且不被单一列强，特别是日益崛起的日本完全控制的中国。
一个过于强大以至于威胁澳大利亚区域利益的中国，或是一个陷入长期内战、混乱不堪的中国，都不符合澳大利亚的长远战略目标。
澳大利亚需要扮演的是一个谨慎、务实、以自身经济和安全利益为首要考量的建设性平衡者角色，而非试图主导中国命运的玩家。
这项政策的制定与初步实践，标志着澳大利亚外交独立性的又一次实质性迈进。
它不再仅仅是伦敦外交政策在南太平洋亦步亦趋的延伸，而是开始基于自身的地理位置，即作为太平洋国家的地缘自觉，经济需求，即开拓新市场、获取资源，以及长远战略判断，警惕日本崛起、维持区域平衡，独立地、主动地，在错综复杂的远东棋局中，落下属于自己的第一批深思熟虑的棋子。
伦敦的政治家们或许还沉浸在帝国权力交接的纷扰之中，尚未完全意识到，这只曾经被他们视为温顺、需要指引的帝国小袋鼠，已经悄然拥有了自己独立的视野和雄心，将目光投向了那片更广阔、也更充满变数的东方地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