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下，欢迎。”张伯伦的语气虽然客气，但姿态却明显比贝尔福要高，“听闻您在澳大利亚励精图治，将那片土地管理得井井有条，我很欣慰。这证明了我们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优秀的管理能力，即便在世界的另一端，也能开花结果。”他一上来，就将澳大利亚的成就归功于民族性，巧妙地矮化了澳大利亚的独特性。
亚瑟不动声色。“大臣先生谬赞。我们只是在努力追随帝国的步伐。”
“追随步伐，很好。”张伯伦点了点头，“但更重要的是，要跟上节奏，承担起与身份相符的责任。帝国现在面临的挑战，您很清楚。德国人正在疯狂地扩充他们的海军，企图挑战皇家海军的霸权。这场竞赛，需要整个帝国的力量来应对。”
他将话题直接切入了最敏感的领域——海军与财政。
“我理解澳大利亚建立一支本土防御力量的愿望。但是，”他的语气变得强硬起来，“帝国的海军，只能有一个大脑，那就是伦敦的海军部！任何形式的指挥权分裂，都是对帝国安全的巨大威胁。你们建造的巡洋舰，无论多么先进，都必须纳入皇家海军的统一指挥体系。这是原则问题，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至于财政，”他接着说道，目光锐利地盯着亚瑟，“保卫帝国的安全，需要巨大的投入。澳大利亚作为帝国繁荣的受益者，理应承担起相应的财政责任。我提出的帝国特惠制，不仅仅是为了促进内部贸易，更是为了建立一个共同的财政基础，为我们共同的海军提供资金。我希望，澳大利亚议会能够尽快批准这项计划，为帝国尽一份力。”
张伯伦的话，几乎就是一份最后通牒。他完全是以一种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姿态，在下达指示。
亚瑟的内心，瞬间燃起一股怒火。但他知道，此刻绝不能意气用事。他深吸一口气，用一种同样坚定，却更加从容的语气回应道：
“大臣先生，澳大利亚对帝国的忠诚毋庸置疑。在布尔战争中，数千名澳大利亚士兵远赴南非，用鲜血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愿意，也正在为帝国的安全承担责任。我们自筹资金建造的悉尼号巡洋舰，以及正在规划中的舰队，本身就是对帝国在太平洋力量的巨大补充。”
“但是，”他话锋一转，“责任与权利必须对等。澳大利亚人民用自己的税收建立起来的舰队，其首要职责，必须是保卫澳大利亚自身的海岸线和贸易利益。我们的人民，无法接受将自己子弟兵的生命和国家安全的钥匙，完全交到万里之外的伦敦手中。这是民意，也是联邦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
“至于指挥权，”亚瑟再次提出了在与国王会晤时建议的方案，“我们建议成立一个帝国海军委员会，协调战略。而在具体的战术执行层面，尤其是在南太平洋这个我们最熟悉、也最直接攸关我们生死的区域，澳大利亚海军必须拥有独立的指挥权。这并非分裂，而是更有效率的协同。”
“关于帝国特惠制，”亚瑟继续反击，“我们理解您希望整合帝国经济的苦心。但澳大利亚的经济结构与英国本土不同，我们新兴的工业体系还需要一定的保护。一个强制性的、统一的关税壁垒，可能会扼杀我们自己的产业，最终损害澳大利亚为帝国贡献更大力量的能力。我们认为，更灵活的双边贸易安排，或许是更务实的选择。”
两人的交锋，针锋相对，寸土不让。会议室里的气氛，几乎凝结成冰。
最终，这场会谈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张伯伦坚持他的强硬立场，而亚瑟也守住了澳大利亚的核心底线。
离开殖民地事务部时，伦敦的雾气似乎更加浓重了。亚瑟知道，与帝国旧势力的博弈，将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拉锯战。但他并不气馁。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帝国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贝尔福那样的开明派的存在，以及澳大利亚自身日益增长的实力，都将是他未来可以倚仗的重要筹码。
帝国的确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选择抱残守缺，试图维持一个不可能再维系的旧秩序？还是选择顺应潮流，拥抱变革，将帝国转变为一个更平等、更具活力的共同体？
历史的车轮将滚滚向前。而亚瑟和他所代表的澳大利亚，将在这场变革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