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猛地抬头，脸一下子红到耳根，结结巴巴地说：八、八角钱一双。
便宜点吧，七角我拿两双。
这……张秀一时语塞，想起在批发市场见过的讨价还价，鼓起勇气说：大婶，这已经是实在价了，您看这质量……
最终以每双七角五分成交。接过带着体温的纸币时，张秀的手都在发抖。待大婶走远，她赶紧掏出笔记本，工工整整地记下：正月十八，尼龙袜两双，收入一元五角。钢笔尖在纸面上沙沙作响，这声音让她莫名安心。
可好运似乎就此打住。
接下来的两天，她换了好几个地方，不是人流稀少，
就是被其他摊主排挤。
有一次她刚在一个路口摆开，就被一个卖烤红薯的汉子恶声恶气地赶走：“这地方是我的！滚远点！”她推着车，在路人各异的目光中仓皇逃离，脸上火辣辣的。
更让她受挫的是去纺织厂门口。
她以为工人们会需要袜子和手套，谁知那里早有固定的摊贩，形成了一套外人难以融入的“规矩”。
她的出现显得格格不入，一整天下来，只卖出去一副手套，还因为不熟悉“行话”，被几个女工暗自取笑。
推着略显沉重的独轮车回到筒子楼，车轮在坑洼的水泥地上发出沉闷的咕噜声。张秀费力地将车抬过门槛，反手关上那扇漆皮剥落的木门，背靠着门板，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隔壁隐约传来的收音机声。
挫败感像潮水般涌来。她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是不是错了。也许她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料，也许她就该认命，等着厂里那点微薄的补助，或者像别人说的，去求求人，找个临时工……
她先将货物一样样仔细清点，然后分门别类地放进床底下那个垫了旧报纸的木箱里，像是藏起一箱见不得人的东西。
做完这些，她才在八仙桌前坐下，从随身的、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里，掏出那个笔记本和钢笔。窗外，冬末午后的阳光斜斜照进来，在斑驳的桌面上投下暖色的光斑。她俯下身，开始一笔一划地计算这几天的收支。
“尼龙袜，进价四角八，卖七角五……三十六双，卖出两双，毛利……五角四分。”
“棉纱手套，进价三角二，卖五角……二十二副，卖出一副，毛利一角八分。”
“碎花围裙，进价八角，卖一块二……十三条，卖出零……”
……
算到最后，减去车耗和这几天的饭钱，她发现自己不仅没赚，还略微亏了一点。一股混合着失望和疲惫的热流涌上眼眶，她用力眨了眨眼，把那点湿意逼了回去。
不能放弃。她对自己说。如果连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还谈什么撑起这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