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5日的南京，对日情报甄别处的办公室里，阳光透过窗棂，在摊开的华东地区地图上投下明亮的光斑。
陈默手指捏着一支红色铅笔，笔尖悬在地图上标注“上海-南京-杭州”的三角区域。
这是他上任甄别处后接到的首项独立情报分析任务：梳理近一个月华东地区日伪活动轨迹，提炼核心线索，为后续打击日伪联络点提供依据。
桌上堆满了各地上报的情报档案，从上海日租界的商人往来记录，到南京下关码头的货物报关单，再到杭州西湖周边的可疑人员登记，足足有300多份。
沈兰坐在旁边的文书位上，正将情报按“上海、南京、杭州”分类整理，见陈默盯着地图出神，轻声提醒：“戴老板要求三天内出报告，重点找出日伪可能的秘密联络点，刘处长刚才还来问过进度，看样子很关注这次分析。”
陈默点点头，拿起最上面一份上海情报站的报告——记录着虹口区“东洋贸易公司”近期货物往来异常，每月有三批标注“机械零件”的货物，报关重量与实际运输车辆不符，且收货地址多为南京、杭州的偏僻仓库。
他快速在笔记本上记下：“上海虹口区东洋贸易公司，疑似日伪物资中转站，关联南京下关、杭州拱宸桥仓库。”
这是典型的日伪联络点特征——以合法商贸为掩护，通过货物运输传递情报、转运物资。
但陈默没有立即将这条线索标注为“核心”，反而在旁边画了个问号。
他需要在展现分析能力的同时，刻意遗漏部分关键细节，比如货物的具体运输时间、接头人员特征，避免军统一次性彻底摧毁这些联络点，为组织后续渗透日伪网络留下空间。
“杨锐，你把上海、南京、杭州的日伪人员往来记录汇总一下，”
陈默抬头对正在翻译日文情报的杨锐说道，“重点标注频繁往返这三个城市的日籍人员，尤其是没有正当职业的。”
杨锐应声点头，很快整理出一份名单：12名频繁往返三地的日籍人员，其中5人登记为“商人”，3人登记为“记者”，4人身份不明。
陈默接过名单，快速扫过，目光停留在一个名叫“山口一郎”的日籍商人身上——他每月都会从上海出发，先到南京下关码头，再转往杭州拱宸桥，停留时间均为一天，且每次都住在偏僻的小旅馆，形迹可疑。
“这个山口一郎，很可能是日伪联络点的负责人，”
陈默指着名单对沈兰和杨锐说道，“他的行程与东洋贸易公司的货物运输时间完全吻合，每次停留的地点，都靠近我们怀疑的仓库。可以将他列为重点监控对象，建议行动科派人跟踪，摸清他的接头规律。”
这番分析有理有据，既指出了关键人物，又给出了具体的监控建议，杨锐当即点头认可：“陈处说得对，山口一郎的行程太规律了，明显是在执行固定任务，绝对有问题！”
沈兰则不动声色地将山口一郎的名字和行程记录在纸条上。
这些信息需要传递给组织，让上海、南京的地下党提前掌握日伪联络点的负责人信息，以便后续开展反制或渗透工作。
接下来的两天，陈默全身心投入到情报分析中。他从繁杂的信息中提炼出三条核心线索：
1.物资联络线：以上海虹口区东洋贸易公司为核心，辐射南京下关、杭州拱宸桥的5处仓库，通过“机械零件”名义转运情报和物资；
2.人员联络线：以山口一郎为核心，串联12名日籍可疑人员，负责传递指令、协调联络点运作；
3.通讯联络线：上海、南京、杭州的日伪联络点，疑似使用短波电台通讯，频率集中在夜间23点至凌晨1点，尚未破译具体密码。
在撰写分析报告时，陈默刻意做了两处“保留”：
一是未提及日伪电台的具体频率范围，只笼统标注“夜间短波通讯”，避免军统监听科快速锁定电台；
二是遗漏了山口一郎与南京日伪机关的直接联络证据——他在情报中发现山口一郎每次来南京，都会秘密前往日军驻南京领事馆，却在报告中只字未提，为组织后续掌握日伪机关与联络点的关系留下空间。
8月7日，陈默将《华东地区日伪活动情报分析报告》提交给戴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