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3日清晨，南京禄口机场的寒风裹挟着雪粒，狠狠砸在停机坪的铁皮棚上。陈默穿着一身东北军制式棉服，肩上挎着军用挎包，站在戴笠身后，后面跟着李伟、柳媚等随行人员。
陈默的目光扫过眼前的专机——机身印着“南京-西安”的航线标识，机翼下的引擎已开始预热，冒着淡淡的白烟。
“记住你们的任务，”戴笠转过身，双手按在陈默的肩膀上，眼神锐利如刀：
“第一，确认委员长的具体关押地点和安全状况，每两小时发一次加密电报；
第二，联络潜伏在东北军的‘梅花’‘竹叶’两个小组，策反刘多荃手下的动摇派将领；
第三，摸清张学良与中共谈判的底线，尤其是他们对‘剿共’、抗日的具体条件。”
他顿了顿，语气骤然变冷，“如果委员长有任何不测，你们也就别回来了。”
“是，戴老板！”陈默等人挺直脊背，右手握拳抵在太阳穴，做出标准的军统礼。
他的心里却在快速记忆着戴笠的指令——这些都是要传递给中共代表团的核心情报。
在陈默的军用挎包里，除了洗漱用品和军统证件，还藏着一个微型钢笔式译电本，笔杆中空，里面塞着用密写药水记录的“复兴社西安营救预案”：中央军第28师、36师将于15日抵达潼关，16日发起佯攻，吸引东北军注意力；行动科特工将伪装成医护人员，潜入华清池，伺机劫走蒋介石。
专机滑行升空时，陈默透过舷窗看向下方的南京城，心里泛起一丝复杂的情绪——此行西安，既是戴笠的“尖刀”，也是中共的“耳目”。
他既要在东北军眼皮底下收集情报，又要避开军统潜伏人员的监视，稍有不慎，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但他别无选择，西安事变已到关键时刻，只有他能近距离接触核心信息，推动事变和平解决。
中午时分，专机降落在西安咸阳机场。
刚下飞机，一股浓烈的火药味就扑面而来——机场跑道旁，东北军士兵荷枪实弹，枪口对准天空，远处的停机坪上，几架被扣押的国民党军用飞机蒙着防尘布，像是被驯服的野兽。
“请问是陈默先生吗？”一个穿着少校军装的男人快步走来，敬了个军礼，“我是张司令（张学良）的副官孙铭九，奉命来接您。张司令在绥靖公署等您，想了解南京方面的态度。”
陈默心里一凛——孙铭九，张学良的核心亲信，正是华清池扣押蒋介石的直接指挥者！
他强压下内心的波澜，笑着回礼：“劳烦孙副官。南京方面希望张司令以大局为重，保障委员长安全，有话好好说。”
他一边说，一边用眼角余光扫过孙铭九腰间的手枪，心里快速盘算着：孙铭九亲自来接，说明张学良对南京的态度极为重视，这为他接触核心情报创造了机会。
汽车行驶在西安街头，两侧的城墙贴满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标语，东北军士兵站在路口盘查行人，脸上满是警惕。
陈默假装欣赏街景，手指悄悄在挎包内侧的笔记本上划过——记录下西安城防部署：东门、北门由西北军驻守，西门、南门由东北军第105师控制，华清池周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蒋介石很可能被关押在那里。
绥靖公署会议室里，张学良穿着军装，坐在主位上，脸色凝重。
看到陈默等人进来，他开门见山地说：“陈先生，南京方面到底是什么态度？是要派兵镇压，还是愿意坐下来谈？”
“张司令，”陈默坐在张学良对面，语气沉稳，“南京方面最关心的，是委员长的安全。戴老板让我带话，只要委员长安全，一切都好商量。但如果您坚持‘兵谏’，中央军已在潼关集结，一旦开战，受损的不仅是东北军，更是国家抗日的力量。”他故意抛出“抗日”这个关键词，试探张学良的态度。
张学良眼神一动，身体前倾：“我扣押委员长，不是为了反蒋，是为了逼他抗日！东北沦陷五年，我张学良天天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我想打回东北，想让中国人不再打中国人！”
他顿了顿，语气缓和下来，“我已邀请中共代表团来西安，周恩来先生明天就到。我希望南京能派代表来谈判，一起商议抗日大计。”
陈默心里一喜——张学良果然是“逼蒋抗日”，而非“杀蒋反蒋”！这个信息至关重要，必须立即传递给中共代表团。
他假装思考，手指在桌下快速敲击着膝盖——用的是与组织约定的简易暗号，记录下“周恩来明日抵西安”“张学良愿谈判”等关键信息。
当晚，陈默与李伟、柳媚等随行人员，被安排住在绥靖公署附近的招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