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的南京，复兴社情报科的无线电监听室里，
电波声此起彼伏。陈默戴着耳机，手指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着，笔尖划过纸张发出“沙沙”轻响——他正专注破译东北军的非核心无线电通讯记录，耳机里断断续续传来的对话，让他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
“……委员长又催‘剿共’了，司令（指张学良）气得把茶杯都摔了，说‘再打内战，东北军就真完了’……”
“……昨晚司令召集刘师长（刘多荃）、王军长（王以哲）开会，说‘必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然没法给东北父老交代’……”
“……后勤处刚接到命令，要秘密采购一批德国造步枪，说是‘加强防务’，可谁不知道，这是要扩充军备……”
陈默摘下耳机，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目光落在密密麻麻的记录上。
这些天，他利用复兴社的监听资源，重点捕捉东北军高层的非加密通讯，虽然核心密码无法破译，但从这些碎片化的对话中，一个清晰的信号逐渐浮现——张学良的反蒋倾向，已经越来越明显，不再是之前“消极剿共”的隐晦态度，而是近乎公开的抵触与反抗。
他起身走到档案柜前，翻出近期整理的东北军军备报表。
报表显示，从10月开始，东北军的武器采购量骤增，除了常规的步枪、子弹，还新增了迫击炮、重机枪等重型武器，甚至秘密从苏联购入了一批通讯设备；更反常的是，东北军的征兵范围从陕西扩大到了甘肃、宁夏，短短一个月，兵力扩充了近两万人，且新兵训练强度远超往常，重点演练“城市防御”“阵地攻坚”。
这些都不是针对红军的“剿共”战术，反而像是在为某种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
“陈处长，这是你要的东北军内部会议纪要摘要。”
科长李伟敲门进来，递过来一份文件，“都是从潜伏在东北军的眼线那里传来的，大部分是无关紧要的内容，但有几条提到了张学良的态度，感觉不太对劲。”
陈默接过文件，快速翻阅。其中一条记录让他瞳孔骤缩：“11月5日，张学良在西安绥靖公署召开核心会议，公开表示‘蒋委员长坚持剿共，不顾民族危亡，我辈军人当以国家为重，不能再做内战的炮灰’，与会将领多数表示支持，仅少数亲蒋派沉默反对。”
另一条记录则提到：“张学良已派亲信秘密联络西北军杨虎城部，商议‘联合行动’，具体内容未明，但杨部近期也在秘密扩充军备，与东北军的通讯频率大幅增加。”
“小李，你怎么看这些信息？”陈默抬头问道，故意试探着。
小李挠了挠头，语气犹豫：“感觉张司令像是要……要跟委员长对着干？可他毕竟是东北军的司令，吃的是国民党的饭，怎么敢反蒋呢？”
陈默没有接话，心里却已经有了判断。
张学良的反蒋，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长期矛盾积累的结果：东北沦陷后，他背负“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一心想打回东北，可蒋介石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把东北军当“剿共”炮灰；红军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恰好击中了他的痛点，也契合了东北军将士“打回东北”的诉求；再加上西北军杨虎城的支持，他有了反蒋的底气和资本。
“这些信息不要外传，我要亲自向戴老板汇报。”
陈默收起文件，语气严肃。他知道，这件事太大了，一旦张学良真的反蒋，整个西北局势甚至全国局势都会陷入混乱，必须尽快将这个判断传递给组织，让组织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当天下午，乘车专程去了南京复兴社总部。他来到顶楼的戴笠办公室，将整理好的情报和会议纪要递了上去。
“老师，张学良的反蒋倾向已经很明显了。”
陈默语气凝重，“他不仅公开反对‘剿共’，还秘密扩充军备，联络杨虎城部，很可能要采取异动。”
戴笠接过文件，仔细看着，脸色越来越阴沉。
他手指用力攥着文件，指节泛白：“这个张学良，真是胆大包天！委员长待他不薄，他竟然敢勾结共党、联络杨虎城，想反了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