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的南京，初夏的阳光透过“亨得利钟表铺”的玻璃窗，在柜台后的齿轮盒上投下细碎的光斑。
柜台里，表面身份是表行经理的陈默，刚刚送走一位顾客。
铺子门帘被轻轻挑起，风铃“叮铃”作响，一道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
苏晴穿着一身素雅的蓝布旗袍，头发挽成简单的发髻，手里提着个竹篮，里面装着几包“钟表零件”，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看起来就像个普通的家庭主妇，丝毫看不出是肩负秘密使命的联络员。
陈默穿着一身便装，手里拿着块待修的怀表，开始接待苏晴。
他的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表盖——这是他和苏晴约定的“安全信号”，只要他拿着这块刻有“晴”字的怀表，就代表接头环境安全。
苏晴见了陈默，装作互不认识。她说：“这位经理，我来买些零件，家里的座钟坏了。”
苏晴走到柜台前，声音轻柔，目光却快速扫过陈默，眼神里藏着不易察觉的关切——自上次分别后，已有两个月未见，她既担心陈默的安全，又想念他的怀抱。
陈默抬起头，脸上露出职业性笑容，手里拿着怀表，语气平淡：“要什么零件？齿轮还是发条？我这品种齐全，都是上好的货。”
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敲了敲柜台，发出“笃笃”两声——这是“环境安全”的暗号。
苏晴会意，弯腰从竹篮里拿出一包零件，放在柜台上，故意压低声音：“要最好的齿轮，耐用的。对了，我听说你们这儿能修怀表？我丈夫有块怀表，走得不准，你能帮着看看吗？”
她说着，从袖筒里拿出一块怀表，递了过去——表盖内侧贴着一张极薄的桑皮纸，上面写着组织的新指示和药品清单。
陈默接过怀表，指尖在表盖内侧轻轻一摸，就感受到了桑皮纸的存在。
他假装检修，打开表盖，快速扫过上面的字迹：“红军渡金沙江后，急需奎宁、磺胺等抗疟消炎药品，需通过上海秘密渠道采购，尽快送达。另，密切关注国军‘大渡河追剿计划’，及时传递布防情报。”
字迹虽小，却字字千钧。
陈默心里一紧——红军在长征途中，很多战士感染疟疾，却缺医少药，这些药品就是他们的“救命药”；而大渡河地势险要，若国军布防严密，红军很可能陷入重围，后果不堪设想。
“零件没问题，怀表也能修，”陈默合上表盖，将怀表递还给苏晴，同时悄悄将一张写有“渠道已通，三日内办妥”的小纸条塞进她手心，“零件和维修费一共两块大洋，怀表修好需要三天，你到时候再来取。”
苏晴接过怀表和纸条，快速塞进袖筒，从竹篮里拿出两块大洋，放在柜台上，语气带着刻意的挑剔：“两块大洋？会不会太贵了？我在别的铺子问，才一块五。你这零件是不是正宗的？”她故意讨价还价，营造“普通顾客”的假象，掩盖接头的紧张感。
“姑娘，一分钱一分货，我这零件都是从上海运来的正宗货，耐用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