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上门的瞬间，他脸上的表情瞬间变了——戴笠的态度很明确，蒋介石还是要坚持“剿共”优先，所谓的“北上抗日”，不过是做给老百姓看的幌子。而他的机会，就在这里。
回到自己办公室，陈默锁上门，从暗格里拿出那份被压了三个月的日军密电，还有这半年来整理的红军根据地资料。
他把密电摊在桌上，上面的“九月下旬，东北有行动”几个字，此刻显得格外刺眼。
如果当时这份密电能送到苏区，或许东北的局势能不一样？可他身不由己，只能在敌人的心脏里，小心翼翼地传递着希望。
他拿起红军根据地的资料，里面记录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经过，还有井冈山、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兵力部署。
从1927年到1930年，红军从几百人发展到8万多人，多次击败国民党军的“进剿”和“会剿”。他们靠的不是武器装备，是民心，是“打土豪、分田地”的信念——而这，正是蒋介石最害怕的。
“现在日军侵华，全国民心都在抗日，蒋介石还要坚持剿共，这就是最大的矛盾。”
陈默用笔在纸上写着，“苏区肯定会利用这个机会，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争取更多百姓的支持。而我要做的，就是把国民党军的剿共部署，还有日军的动向，都传递给苏区，让他们既能应对围剿，又能把握抗日的主动权。”
他突然想起昨天去玄武湖接头时，联络员说的话：“组织让你注意收集日军和国民党军的双重情报，现在民族危亡，红军不仅要反围剿，还要准备抗日。”
当时他还不太明白，现在终于懂了——苏区的眼光，比南京政府长远得多，他们看到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存亡，而不是一党一派的利益。
陈默把密电和红军资料放进暗格，又拿起桌上的《中央日报》，仔细看着上面的新闻。除了东北的消息，还有一篇报道说“南京政府拟派何应钦前往江西，督战第二次剿共”。
他心里一动，何应钦是蒋介石的亲信，他去江西，说明第二次剿共很快就要开始了，而且规模会比第一次更大。
“必须尽快把这个消息传递给苏区。”
陈默拿起笔，开始整理国民党军的剿共部署。他把部队编制、指挥官姓名、武器装备一一列出来，重点标注了“何应钦督战”这个关键信息。
然后，他翻开那本《唐诗三百首》，准备把情报转化为加密代码——虽然组织说要更新密码，但新的加密方式还没传来，只能先用旧的。
刚写了几个代码，门外传来敲门声。“陈处长，局座让你去参加紧急会议，讨论东北和剿共的事。”是小李的声音。
陈默把代码纸折起来，塞进钢笔杆里，然后拿起那份伪造的“剿共情报分析”，打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的议论声已经小了很多，科员们都拿着文件，匆匆往会议室走。陈默跟着人群，心里却在盘算着：会议上肯定会确定第二次剿共的时间和部署，他必须把这些信息记下来，尽快传递给苏区。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十几个穿着军装的官员坐在桌前，争论得面红耳赤。
有人拍着桌子说“要先抗日，再剿共”，有人反驳“红军不除，国无宁日”，还有人说“要和日军谈判，争取时间”。
陈默找了个角落坐下，拿出笔记本，假装记录，实则在观察每个人的表情——这些争论，恰恰暴露了南京政府的分裂和软弱。
戴笠最后发言，他清了清嗓子，语气不容置疑：“委员长已经决定，剿共不能停，抗日也要表态。具体安排是：派三个师北上，进驻山海关，名义上是抗日，实则是防备日军南下；主力部队继续留在江西，由何应钦将军督战，下个月月初，发起第二次剿共。”
这话一出，会议室里立刻安静下来。
陈默在笔记本上写下“十月初，第二次剿共，何应钦督战”，笔尖用力，把纸都戳破了。他知道，接下来的一个月，会是最关键的时刻——他要在国民党军发起围剿前，把所有情报传递给苏区，还要应对戴笠越来越严的监控。
会议结束后，陈默走出会议室，外面的阳光已经很亮了。
他抬头望去，南京城的天空灰蒙蒙的，就像此刻的局势——日军侵华，内战不休，百姓在苦难中挣扎。但他的心里，却燃起了一丝希望。
他想起苏区的同志们，想起那些为了信仰而战斗的红军战士，想起联络员说的“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就没有打不赢的仗”。
他握紧口袋里的钢笔，里面藏着刚写好的加密情报。
他知道，这条路很难走，随时可能暴露，随时可能牺牲，但他别无选择。因为他不仅是国民党情报处的组长，更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他要做的，就是在黑暗中传递光明，在绝望中点燃希望，哪怕粉身碎骨，也要为苏区、为抗日，争取一线生机。
回到办公室，陈默把会议记录整理好，然后拿出那份加密情报，仔细核对了一遍。
他坐在桌前，开始起草给戴笠的“剿共情报分析报告”，报告里，他故意夸大了红军的“威胁”，却弱化了国民党军的部署漏洞——这既是为了麻痹戴笠，也是为了给苏区争取更多的准备时间。
他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加凶险，但他已做好准备，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他也会一往无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