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上海，表面上热热闹闹，底下却藏着无数双眼睛，一步踏错，就是万劫不复。
他没多待，喝完茶，付了钱，按照纸条上的地址，慢慢往巷外走。
这次没叫黄包车，他故意绕了两条街，确认身后没人跟着，才拐进一条更窄的弄堂。弄堂里光线昏暗，两侧的石库门紧闭着，只有几家的窗台上亮着灯，隐约能听见屋里的说话声。
走到弄堂尽头的第三扇门，陈幽敲了敲门——三下轻，两下重，这是纸条上写的暗号。
门很快开了，一个穿着蓝布衫的女人探出头，看了他一眼，轻声说：“是无锡来的陈先生吧？进来吧。”
女人约莫30岁，梳着齐耳短发，手上戴着个银镯子，说话时语速很慢，眼神却很亮。
她领着陈幽走进屋里，反手把门闩插上，又用黑布把窗户遮得严严实实，才打开桌上的油灯。
昏黄的灯光照亮了不大的屋子，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两把椅子，墙角堆着几个木箱，看着像是临时住处。
“这是组织安排的隐蔽点，安全得很，邻居都是做小生意的，没人会多问。”
女人一边说，一边从木箱里拿出一套干净的棉袍和一双布鞋，“先生路上辛苦了，先换身衣服，我去给您下碗面。”
陈幽接过棉袍，摸了摸布料，是细棉布的，比他身上穿的要软和不少。
他走到床边，刚要换衣服，就听见女人又说：“对了，先生，您的介绍信，我已经让人送上去了，负责人明天会来见您。这两天您就待在屋里，别出门，需要啥就跟我说，我叫阿梅，是负责照顾您的。”
“多谢阿梅同志。”
陈幽轻声说——在没正式接头前，他不能暴露真实身份，连“同志”两个字都得说得小心翼翼。
阿梅笑了笑，转身走进里屋。
陈幽换好衣服，坐在桌前，看着油灯跳动的火苗，心里百感交集。
从法国到苏联，再到上海，这一路，他见过远洋轮船上的风浪，见过边境线上的岗哨，见过火车里形形色色的人，每一步都提着心，生怕暴露身份。
现在终于到了上海，接上了头，可他知道，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就像阿梅说的，负责人明天要来，肯定有重要任务，而这任务，多半和潜伏有关。
不多时，阿梅端着一碗热汤面走出来，面上卧着个荷包蛋，还撒了点葱花。
“先生快吃吧，趁热。”她把碗放在桌上，又递过一双筷子。
陈幽拿起筷子，挑起面条，热气扑在脸上，暖融融的。
这是他半个月来吃的第一顿热乎饭——在轮船上，吃的是硬邦邦的面包和冷掉的土豆；在火车上，只能啃干粮。
可他没吃几口，就听见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还有巡捕的吆喝声：“开门！开门！例行检查！”
阿梅的脸色瞬间变了，赶紧吹灭油灯，压低声音对陈幽说：“先生，您快躲到床底下！别出声！”
陈幽二话不说，弯腰钻进床底，床板底下铺着层干草，带着股霉味。
他屏住呼吸，听着外面的动静——敲门声越来越响，巡捕的吼声也越来越大，阿梅打开门，声音带着点慌张：“官爷，咋了？俺家就俺一个人，没啥好查的。”
“少废话！最近有共党分子混进上海，每家每户都得查！”
巡捕的声音很粗，“屋里灯咋灭了？是不是藏人了？”
“没有没有，俺刚吹了灯准备睡觉，官爷您看。”
阿梅的声音带着哭腔，“俺就是个做针线活的，哪敢藏人啊。”
接着，就是翻东西的声音，椅子被推倒的声音，木箱被打开的声音。
陈幽趴在床底下，手心全是汗，他能感觉到巡捕的脚就在床边，皮鞋底擦过地面，发出“沙沙”的声响。
他攥紧了藏在袖口里的短刀——这是他在苏联学的，要是被发现，就只能拼了。
好在没一会儿，就听见巡捕说：“行了，没藏人，走吧！”
阿梅赶紧说：“谢谢官爷，谢谢官爷。”
门“砰”地一声关上，脚步声渐渐远去。
阿梅这才敢重新点上油灯，蹲在床边，对着床底说：“先生，没事了，出来吧。”
陈幽从床底爬出来，身上沾了不少干草，额头上全是汗。
他看着阿梅，阿梅的脸色还发白，手也在抖，可还是勉强笑了笑：“先生别怕，这种例行检查常有，只要咱们不乱来，就没事。”
陈幽点点头，拿起筷子，继续吃面。
面已经凉了，可他吃得飞快，因为他知道，这就是上海的处境，明枪暗箭，步步惊心。他要在这里潜伏，要打入敌人内部，就必须习惯这种提心吊胆，习惯在刀尖上走路。
吃完面，阿梅收拾好碗筷，对陈幽说：“先生早点休息吧，明天负责人来，估计要聊很久。”
陈幽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和远处的汽笛声，怎么也睡不着。
他想起在北平未名湖边的夜晚，想起子仁火炉边的教导，想起那些在工厂、在田间受苦的百姓。现在，他要走上一条更危险的路，一条看不见硝烟却比战场更残酷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