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不是一个主动的设计者，而是一张冷酷无情的滤网。它不奖励努力，只淘汰不适应。
“存活下来的物种，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最能适应变化的。”
达尔文的声音，如同这片宇宙的背景音，充满了无可辩驳的真理。陈启明感受到了生物学最核心、最壮丽，也最残酷的美感：演化之美。
生命之河，不是一条宁静的溪流，而是一条充满了漩涡、险滩和瀑布的激流。亿万个生命体被抛入其中，奋力挣扎，绝大多数都沉没了，只有极少数幸运儿，因为偶然拥有了某个适应当前河道的“游泳姿势”，而被冲到了更远的下游，并将这个姿势传给后代。
这背后没有目的，没有方向，只有“适者生存”这一条冰冷的、却创造出无穷奇迹的铁律。
达尔文的理论，如同一个巨大的黑箱，他看到了输入（变异）和输出（适应），却无法看清箱子内部的运作机制。性状，究竟是如何传递的？
于是，陈启明来到了奥地利一座安静的修道院后院。一位神情温和、极富耐心的修士，孟德尔，正在他的豌豆田里，用一把小小的镊子，进行着人工授粉。
他不像达尔文那样环游世界，他的世界，就是这一方小小的花园。但他的思想，却穿透了遗传的迷雾。
陈启明看到，孟德尔将高茎豌豆与矮茎豌豆杂交，子一代全是高茎。然后，他让子一代自花授粉，在子二代中，高茎与矮茎，以一种近乎完美的3:1的比例，重新出现了。
“性状是由遗传因子（基因）决定的，它们在遗传时，是分离的、独立的、可以自由组合的。”
在陈启明眼中，那枯燥的3:1，那9:3:3:1，不再是简单的数字。他看到了一场盛大的、由基因主导的“纸牌游戏”。每一个亲本都提供一套牌，在形成配子时洗牌、发牌，然后在子代中重新组合。显性基因如同“王牌”，能压制隐性基因，但隐性基因并不会消失，它只是潜伏着，等待下一次组合的机会。
这是规律之美，是隐藏在生命代代相传背后的、如同数学般精准的概率之美。孟德尔，用他那无与伦比的耐心和严谨，找到了演化这部大戏的“语法规则”。
现在，规则有了，载体是什么？那神秘的“遗传因子”，究竟藏在何处？
最终，陈启明的意识被拉到了一个极致的微观尺度。他看到沃森和克里克，正围绕着一个由金属支架和板材搭建的、略显笨拙的模型争论不休。
突然，一道灵光闪过。
“它一定是一个双螺旋！”
那一刻，陈启明看到了。他看到了那条贯穿了整个生命之河的、最根本的秘密。
它优雅、简洁、充满了结构上的美感。两条由脱氧核糖和磷酸交替连接的骨架，如两条缠绕的缎带，盘旋而上。而在内侧，腺嘌呤（A）永远与胸腺嘧啶（t）配对，鸟嘌呤（G）永远与胞嘧啶（c）配对。
这简单的配对规则，解释了一切。它解释了遗传信息如何精确复制——解开螺旋，以每一条链为模板，就能得到两条一模一样的子代dNA。它解释了变异的来源——复制过程中的偶然错误。它解释了无穷的多样性——这四种碱基的不同排列组合，写下了从细菌到人类的、所有生命的“天书”。
当陈启明再一次睁开眼睛时，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他看到的，不再仅仅是物理的原子集合，化学的分子构造。他看到的是三十八亿年演化的终极产物，是一个由大约30亿个碱基对写成的、正在进行自我阅读的复杂程序。他感受到的，是自己体内每一个细胞，都在遵循着孟德尔的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是他这个物种，在达尔文所描述的自然选择之网中，侥幸走到了今天。
数学是逻辑，物理是规则，化学是材料，而生物学，是用这一切写成的、关于“我”之所以是“我”的、最波澜壮阔的史诗。
四座恢弘的知识殿堂，在陈启明的意识中，彻底加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