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德发出现在安特卫普中央车站时，整个大厅的光线似乎都朝他弯曲。他的身体裹在一套用镜面碎片缝制的西装里，每一片都切割成完美的八面体—钻石的基本形状。当他转动时，光线碎裂成无数彩虹，投射在车站新艺术风格的穹顶上，像一场迷幻的宝石雨。
“亲爱的，这里闻起来像……”他深吸一口气，那动作夸张得像歌剧演员，“……被压抑的财富和未完成的争论。”
来接他的是比利时皇家钟表与精密仪器协会主席，埃洛伊丝·范德维尔登，一位六十五岁、银发梳得一丝不苟的女士，穿着香奈儿套装，但袖口有肉眼可见的机油污渍。
“包先生，欢迎来到分裂的国家。”她的法语口音精准如瑞士机芯，“我们的问题不是钟表不工作，而是它们工作得太好—每一座都在自己的时区里。”
车驶过安特卫普街道，包德发注意到一个奇观：市政厅大楼上有三座钟，分别显示着不同的时间。
“左边是布鲁塞尔时间，中间是安特卫普本地时间，右边是……随便什么时间，取决于市长今天和哪个区吵了架。”埃洛伊丝面无表情地解释，“在比利时，时间不是客观现实，是政治立场的声明。”
更复杂的是语言区的划分：北部的弗拉芒语区，南部的法语区，东部小片德语区。每个区都有自己的“官方时间文化”—弗拉芒人强调精准守时，法语区推崇“优雅的迟到”，德语区则是刻板的整点崇拜。
“上周，欧盟总部大楼的主钟出现了‘精神分裂’。”埃洛伊丝递给包德发一台平板，画面显示一座现代主义钟表，指针在三种不同速度间跳变，“它在弗拉芒语新闻时间走得快，在法语会议期间走得慢，在欧盟全体会议时完全停止—象征决策僵局。”
包德发笑了，镜面西装反射着车窗外的钻石店橱窗：“所以你们需要的不只是钟表匠，而是外交官？”
“我们需要治疗师。”埃洛伊丝的声音第一次出现裂痕，“因为昨天，安特卫普钻石交易所的百年安保钟……它在应该密封金库时，反而打开了所有保险箱。不是故障，是故意的。监控显示，它在那个时刻选择了‘开放’而非‘封闭’。”
她转头看包德发，眼中是真正的恐惧：
“我们的钟表开始有自己的主张了。在这个连政府组成都需要541天的国家，这可能是灾难性的。”
包德发的工作从“钻石区”开始—安特卫普全球钻石交易中心。那座“叛变”的安保钟被隔离在地下金库级别的地下室里，周围站着四名安保人员，神情紧张如临大敌。
钟本身是艺术品：黄铜外壳雕刻着十九世纪贸易路线图，表盘周围镶嵌着128颗小钻石，代表钻石切割的128个基础切面。
“它上一次完全正常工作是2010年。”首席安保官亨德里克说，这位两米高的弗拉芒大汉此刻声音发紧，“那时比利时还有统一政府。然后就是政治危机，541天无政府状态…钟开始出现‘情绪波动’。”
包德发今天换上了一套“行走的钻石”—服装上缝了真正的工业用钻石碎片，重达八公斤。他绕着钟慢慢走，不说话，只是偶尔伸出手指轻触表面。
“你们怎么知道它是故意的？”包德发终于问。
亨德里克调出监控回放：凌晨三点整，钟的指针突然加速旋转三圈，然后金库所有电子锁同时开启，机械锁的螺栓自动缩回。整个过程持续了三十七秒，然后一切恢复原状。
“三十七秒，”包德发若有所思，“是2010-2011年政治危机持续的天数除以一百吗？”
现场安静了。
“您怎么……”埃洛伊丝惊讶。
“猜的。”包德发眨眼，钻石碎片叮当作响，“但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是三十七秒？为什么不是永久打开？它在测试什么？它在表达什么？”
他要求单独和钟待一会儿。
门关闭后，包德发做了件疯狂的事：他开始对钟说话，用他自创的“多语言混合语”—夹杂着法语、荷兰语、德语单词，还有他自己发明的象声词。
“亲爱的，我知道你累了。同时说三种语言很累，同时服务三个主人很累，同时存在三种身份认同很累……”
他轻轻抚摸钟壳，钻石手指与钻石镶嵌碰撞，发出高频的共鸣。
钟的内部突然发出一声叹息—真正的、机械的叹息，像老式蒸汽机释放压力的声音。
“对，说出来，”包德发低语，“这房间里没有弗拉芒人，没有瓦隆人，没有德语区人。只有一个老疯子和一座老钟。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指针开始移动。不是报时，而是缓慢地、迟疑地，指向表盘上一个特殊的标记：一个小小的、几乎看不见的雕刻—比利时国徽上的狮子。
然后指针停住，轻轻颤抖。
包德发明白了。
这座钟不是叛变。它是在用极端方式提醒：在所有这些分裂之下，仍然有一个统一的比利时象征—即便那个象征正被所有人遗忘。
包德发坚持要参观“钟表精神病院”—这是他对布鲁塞尔皇家钟表博物馆地下修复室的命名。
那里存放着比利时最“病态”的钟表：
一座1932年的世界时钟，可以显示全球24个时区，但现在只显示布鲁塞尔、巴黎和柏林—而且巴黎比柏林快，柏林比布鲁塞尔快，形成了一个时间循环。
一座1958年博览会纪念钟，设计成原子球造型，但球体不规律旋转，“就像在寻找永远找不到的轨道”。
一座1970年的“欧盟和谐钟”，表盘上是十二颗星，但每颗星的指针指向不同的小时，“完美的不同步”。
修复室主任让-皮埃尔是个寡言的瓦隆人，五十岁，手指因常年工作而粗糙，但触摸钟表时无比温柔。
“它们不是在故障，”让-皮埃尔说，声音低沉，“它们是在反映我们这个国家的精神分裂。我们要求钟表统一，但我们自己连语言都无法统一。”
他打开一个特殊的保险柜，取出一座小巧的台钟。
“这是我祖父的钟。他是弗拉芒人，娶了瓦隆妻子。1940年，德军入侵，他们不得不逃亡。临走前，他把钟调到布鲁塞尔时间，但把心脏—擒纵轮—换成了他家乡安特卫普的一个小零件。”
钟在桌上，发出稳定的滴答声。
“我父亲是法语区长大的，但他继承了这座钟。每年弗拉芒节日，钟会快两分钟。每年瓦隆节日，钟会慢两分钟。但到了比利时国庆日……”让-皮埃尔停顿，“它会准时。完美准时。”
包德发凝视这座钟，镜片后的眼睛湿润了。
“所以分裂中仍有统一，”他轻声说，“即便只是每年一天。”
“但问题在扩大。”埃洛伊丝走进来，手里拿着最新报告，“列日市的工业钟集体罢工—它们拒绝为法语区工厂报时，除非弗拉芒语区的港口钟也得到‘平等尊重’。布鲁日的中世纪钟楼则开始以中世纪时长计时—每天被分为十二个‘不等的时辰’，完全无视现代时间表。”
她看着包德发：
“我们国家的时间正在分裂成一百个碎片，像钻石被切割。问题是，我们能否找到一个让所有切面依然属于同一颗宝石的方法？”
包德发站起身，钻石服装在日光灯下刺眼。
“带我去最分裂的地方。”他说，“不是地理上的，是时间上的。带我去一个地方，那里的‘现在’有最多不同的定义。”
比利时语言边界线—一条看不见但无处不在的线，将国家切成两半。包德发站在边界线上的一个小镇：林堡省的福尔肯斯瓦尔德，这里理论上属于弗拉芒语区，但40%居民说法语。
镇广场有两座钟：市政厅的钟显示弗拉芒学校时间，教堂的钟显示瓦隆工厂时间。它们之间相距五十米，但时间差在一天内可能达到十七分钟。
“我们在这里做实验。”包德发宣布，今天他穿得像马戏团指挥—红礼服、白手套，但手套指尖镶着小钻石。
他的团队在广场中央安装了一个特制的“桥梁钟”：表盘是透明的，可以看到内部有三套独立的齿轮系统在同时运转—一套弗拉芒节奏，一套瓦隆节奏，一套“欧盟标准节奏”。
“这座钟不会选择一种时间，”包德发对围观的居民解释，“它会同时保持三种时间。但看这里……”
他指向钟的顶部，那里有一个精巧的平衡装置：三个小摆锤，分别代表三种时间系统，通过复杂的连杆相互连接。
“当一种节奏过快，它会拉动其他两种。当一种过慢，它会被其他两种拉动。它们相互制约，相互调整。”
第一天，无事发生。钟只是滴答走着，三个指针各自移动，像冷漠的室友。
第二天，当地小学的孩子们来参观。弗拉芒语老师让学生们用法语对钟唱歌，瓦隆语老师让学生用荷兰语计数。
第三天，奇迹发生了。
上午十点，市政厅钟应该鸣响，但那天是瓦隆区假日，教堂钟保持沉默。而桥梁钟—它找到了折中：没有完整鸣响，而是发出了一段简短的双语言旋律，前半句是弗拉芒民谣片段，后半句是瓦隆民歌片段。
居民们震惊了。
“它……在调解？”咖啡馆老板玛丽说，她嫁给了来自法语区的丈夫，“就像我们家的晚餐对话—一半荷兰语，一半法语，中间夹杂着‘把盐递给我’的手势。”
但并非所有人都满意。
镇议会的极端派成员范戴克公开谴责：“这是对弗拉芒身份的背叛！时间应该是纯净的，不是混合的！”
他的对手，瓦隆裔的杜邦反击：“纯净？就像你们强迫所有商店招牌用荷兰语？钟表至少还懂得尊重多样性！”
争吵在镇议会爆发。与此同时，桥梁钟开始出现异常：它的三个指针开始颤抖，像在害怕。
包德发那晚坐在广场长椅上，对着钟说话：
“我知道，亲爱的。调解是最累的工作。但你比他们都聪明—你明白分裂只会让所有切面失去光泽。一颗钻石的价值不在于它的碎片，而在于这些碎片如何共同折射光。”
第二天，包德发做了一件更大胆的事。
他邀请弗拉芒语诗人和瓦隆语诗人同时来到广场，让他们背对背坐着，各自写一首关于时间的诗。但规则是：弗拉芒诗人必须用一些法语词，瓦隆诗人必须用一些荷兰语词。
诗写完后，包德发让两位诗人交换诗稿，并即兴创作一首“混合诗”。
当混合诗被朗诵时，桥梁钟突然奏响了完整的旋律—不是国歌，不是区歌，而是一首古老的比利时民谣，歌词本身就是法语和荷兰语的混合。
那一刻，广场安静了。
连范戴克都沉默了，因为他记得——那是他祖母唱过的摇篮曲，祖母是瓦隆人，嫁给了弗拉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