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工团的录取通知书寄到筒子楼那天，贺红玲正在给母亲熬新方子的药。信封从邮递员手里递过来时，她的指尖都在发颤，拆开一看，“贺红玲同志，经考核合格，你已被我团录取”那行字，像团火，瞬间点燃了整个昏暗的小屋。
母亲抱着通知书，眼泪止不住地流，嘴里反复念叨着：“好，好，你爸在天有灵……”贺红玲扶着母亲的肩，眼眶也热了，却笑着说：“妈，以后我能领工资了，您的药，咱们买好的。”
消息很快传开，张大妈带着院里的邻居们来道贺，七嘴八舌地说着“红玲出息了”“以后就是文工团的人了”。贺红玲笑着一一谢过，心里却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直到傍晚，楼道里传来熟悉的脚步声，她下意识地抬头，就见肖春生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个网兜，里面装着两个红彤彤的苹果。
“听说了，”他笑着走进来，眼睛亮得惊人，却又藏着点说不清的情绪，“恭喜你啊，贺红玲。”
“谢谢你，肖春生。”贺红玲接过苹果，指尖触到他的，比平时烫了些。
“该谢谢你自己，”肖春生看着她，语气认真，“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你拉琴的时候，眼睛里有光。”
他的目光太直接，带着毫不掩饰的欣赏，贺红玲的脸颊微微发烫，低头去看手里的苹果：“还没正式报到呢。”
“那也是早晚的事。”肖春生笑了笑，视线落在墙上那张泛黄的中国地图上，那是贺红玲父亲留下的，她总说，要让自己的琴声去很多地方。他忽然想起自己的军装梦，像被针扎了一下，嘴角的笑意淡了些。
这些天，家里的事像块巨石压在他心上。父亲的问题迟迟没有定论，他想去当兵的申请，递上去就没了回音。大院里以前围着他转的那些人，看他的眼神都变了味。只有在贺红玲这儿，他还能感觉到点轻松，可这份轻松里，又裹着越来越沉的失落。
贺红玲要去文工团了，那是她用汗水拼来的光明大道。而他呢？还困在原地，连自己的未来都看不清。
报到前一天，贺红玲收拾行李。那个磨掉漆的小提琴盒被放在最上面，旁边是母亲连夜缝的新被褥，叠得方方正正。肖春生不知什么时候来了，靠在门框上，看着她把几件旧衣服小心翼翼地放进帆布包。
“我送你去报到吧。”他忽然开口。
贺红玲抬头看他：“不用了，文工团有车来接。”
“那我去门口送你。”肖春生的语气带着点不容拒绝的坚持。
贺红玲没再推辞，轻轻“嗯”了一声。
走的那天，文工团的绿色卡车停在筒子楼楼下。贺红玲背着帆布包，提着小提琴盒，母亲拄着拐杖送她到门口，眼泪汪汪地嘱咐：“到了那边好好干，别惦记家里……”
“妈，有假期我就回来。”贺红玲抱了抱母亲，转身时，看见肖春生站在卡车旁边，穿着军绿色外套，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却掩不住眼底的红血丝，像是没睡好。
“我来帮你。”他接过她手里的包，往车上放，动作却有点慢，像是在拖延时间。
贺红玲站在车下，看着他的背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这些日子，他那些“偶遇”，那些不动声色的帮忙，那些带着笑意的眼神，像藤蔓一样缠在她心上，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了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