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渐寒，落叶落满了校园的小径，像铺了层碎金。可这份明媚，却照不进何以琛心里的角落。
从那天在宿舍楼下撞见赵清源起，他像是变了个人。白天依旧去上课、泡图书馆，专业课笔记记得愈发缜密，模拟法庭上的攻防愈发凌厉，只是眉宇间的沉郁重了几分，眼底的光也敛得更深。
只有在深夜，图书馆闭馆后，他才会露出脆弱的样子。
何以玫好几次在法学院的自习室找到他时，他都趴在成堆的旧案卷和法律条文上，眉头紧锁，指尖在“信贷政策”“合同续期”“举证责任”这些字眼上反复摩挲。桌上的冷掉的咖啡已经空了两杯，台灯的光在他眼下投出淡淡的青影。
“又没吃饭？”何以玫把保温盒放在他手边，里面是刚热好的粥，配着他爱吃的酱菜。
何以琛抬起头，眼里布满红血丝，看到是她，才勉强牵了牵嘴角：“忘了。”
他最近在查的，是八十年代末那批国营银行的信贷档案。档案馆的旧资料堆得像山，很多文件字迹模糊，甚至缺页，他只能一点点拼凑。父亲当年的贷款合同副本找到了，上面确实有赵清源作为行长的审批签字，可关于“口头承诺续期”的证据，却像石沉大海。
“没有书面记录，”他捏了捏眉心，声音带着疲惫，“就算他承认，也很难构成法律上的违约。”
那个年代的信贷流程本就不够规范，很多承诺停留在口头，如今过去十几年，人证要么离世，要么早已不知所踪。赵清源如今身居高位，想从他那里套话，更是难如登天。
何以玫坐在他对面，没说什么安慰的话，只是拿起他散落的笔记，一页页理整齐。她知道，此刻的何以琛不需要“别难过”“慢慢来”这类轻飘飘的话，他需要的是被看见，被接住。
“我帮你整理吧。”她把笔记按时间顺序排好，轻声说，“你说哪个年份，我帮你找对应的政策文件。”
她的专业是新闻，对档案整理和信息检索本就敏感。接下来的日子，她成了他的“助理”——他啃法律条文，她查同期的财经报道和政策解读；他分析合同漏洞，她帮他梳理时间线，用红笔标出关键节点；他对着模糊的旧文件发愁，她就去找历史系的同学借放大镜，一点点辨认字迹。
深夜的自习室，常常只剩下他们两人。台灯的光晕里，他低头翻书，她伏案记录，偶尔抬头对视，眼里的疲惫会被对方的存在悄悄抚平。
“今天找到份《金融时报》的旧报，”何以玫推给他一张复印件，“1989年6月，有篇报道说当时银行收紧房地产信贷，‘已批未贷项目暂停，续贷申请从严审核’。”
何以琛眼睛亮了亮，立刻翻出父亲的贷款合同：“我父亲的贷款是1988年批的，续贷申请是1989年5月提交的——刚好卡在政策收紧的节点上。”他指尖点在报纸上，“赵清源当时答应续期，或许只是权宜之计，政策一变，他自然不会再认。”
可这依旧是推测。没有证据证明赵清源“故意”违约，更无法直接将他的行为与父亲的死划上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