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八年的余姚码头，晨雾裹着钱塘江的潮气，把青石阶浸得发滑。十六岁的黄楚九背着个旧药箱，站在船头，手里攥着半块母亲蒸的米糕——那是他最后一点家乡味。码头上，父亲黄开泰穿着浆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还在叮嘱：“咱黄家三代行医，靠的是‘药方真、人心诚’，到了上海，别丢了这两样。”
黄楚九没回头，只挥了挥手。船桨搅碎水面的雾，也搅碎了他原本该有的人生——若是留在余姚，他该继承家里的“黄氏药铺”，每天抄方子、碾草药，逢年过节给乡亲们免费诊脉，像父亲那样，守着一铺一院，安稳过一辈子。可他偏不。前几日，他在码头听跑船的水手说上海：“洋楼比塔高，电灯比月亮亮，街上的人穿西装、坐马车，连药铺都有洋人的‘丸药’卖。”那番话像颗种子，在他心里发了芽。夜里翻《史记》，看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他把书一合，拍着腿跟父亲说：“爹，我要去上海，闯不出名堂不回来。”
父亲叹着气没拦他。黄家虽不算大富大贵，却也是余姚城里有点脸面的人家——黄开泰的医术是祖上传的，治咳嗽的“川贝枇杷膏”、调脾胃的“健脾散”，在周边村镇口碑极好。黄楚九打小就跟着父亲磨药、抄方，《本草纲目》里的药材性状，他能背得滚瓜烂熟；给病人搭脉，虽不及父亲精准，却也能说出个一二。可这孩子心野，不满足于“守着药铺过活”，总说“书要读透，路要走宽”，如今真要去上海，父亲也只能由着他。
船行三天，到上海十六铺码头时，黄楚九怀里的米糕早凉透了，身上只剩三个铜板。他跟着人流挤上岸，瞬间被眼前的景象砸得晕头转向：穿短打的挑夫喊着号子穿梭，戴礼帽的洋人拄着拐杖慢悠悠走，马车“哒哒”地碾过石板路，卷起的尘土里混着洋货店飘来的香水味。他背着药箱，像个误入迷宫的孩子，转了大半天，才在南市区找着一家鸡毛小店——门板是破的，屋里摆着四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一晚要两个铜板。
“先活下去再说。”黄楚九把药箱往床底一塞，盘算着出路。他年纪小，又没熟人，工厂不收；去洋行当学徒，得会说洋文，他不懂。想来想去，还是得靠家里的本事。第二天一早，他在小店门口摆了个小摊，把药箱里的草药膏、健脾散摆出来，用块破布写了个招牌：“黄家祖传药膏，治咳嗽、调脾胃”。
摆摊的日子不好过。南市区人多眼杂，同行的小贩挤兑他，说他“毛头小子不懂药”；路过的人大多瞥一眼就走，偶尔有个老太太停下来问价，听他说“一文钱一小包”，又摇摇头走开——那年月，上海人信老药铺，不信街边的小摊。头三天，他只卖出去两包健脾散，赚了两文钱，连客栈的房钱都不够。
夜里，黄楚九躺在硬板床上，听着隔壁床小贩的呼噜声，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摸出怀里的《本草纲目》，借着窗外的月光翻着，忽然想起父亲说的“行医靠医德，做生意靠人心”。他坐起来，盯着床底的药箱琢磨：摆摊赚的钱太少，想开店，没本钱；想找熟人借，上海没一个认识的人。怎么办？
忽然，他脑子里闪过个念头——白天摆摊时，隔壁裁缝铺的张师傅总来他这儿歇脚，说他的药膏闻着“正”；斜对面杂货店的李老板，昨天还帮他挪过摊位，怕他被城管赶。要不，试试向他们借钱？
可借钱哪那么容易。黄楚九攥着衣角，犹豫了两天，才鼓起勇气走进裁缝铺。张师傅正在缝一件长衫，见他进来，抬头笑问：“小伙子，今天生意怎么样？”
“张师傅，我想跟您借点钱。”黄楚九的脸有点红，“借二两银子，半个月后准还您。我这药膏是家里传的方子，您要是信我，我……我可以给您写个借条。”
张师傅手里的针线顿了顿，打量着他：“小伙子，不是我不帮你。这上海地界，借钱不还的多了去了。我去年借了五两银子给一个同乡，结果他跑了，到现在都没找着人。”
“我肯定还！”黄楚九急了，“您要是不放心，我每天摆摊都在这儿，您随时能找着我。要是半个月后还不上，我这药箱里的草药，您随便拿。”
张师傅看着他眼里的认真，叹口气：“行吧，我就信你一次。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要是到期不还，我可就不客气了。”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二两银子，递给黄楚九。
黄楚九接过银子，手都在抖，连忙写下借条，双手递给张师傅：“谢谢您！半个月后，我一定准时来还。”
走出裁缝铺，黄楚九没去买东西，也没去扩张摊位，而是把银子用布包好，紧紧揣在怀里。回到客栈，他把银子压在枕头下，每天睡前都要摸一摸，确认还在。他照旧摆摊，省吃俭用，把赚来的钱一点点攒着，加上从家里带来的最后一点碎银，凑够了二两银子。
到了第十四天晚上，黄楚九把银子包好，第二天一早就敲响了裁缝铺的门。张师傅见他真的准时来还钱，愣了一下，接过银子，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小伙子，你这信誉，比银子还值钱。”
这第一次借钱，黄楚九不仅还了钱，还赚了个“靠谱”的名声。没过几天，他又去找杂货店的李老板，借三两银子，说一个月后还。李老板早听张师傅说过他“准时还钱”，二话没说就借了。这次，黄楚九还是把银子存着，每天照旧摆摊，到了月底，准时把钱还上。
一来二去，南市区那片的小贩、老板都知道了“摆摊的黄小子借钱必还”。有人好奇问他：“你借了钱又不花，存着干啥？”黄楚九笑而不答——他心里有笔账：现在借的是小钱，还的是信誉；等大家都信他了，将来要办大事，才能借到更多的钱。这就像父亲熬药膏，得慢慢熬，火候到了，药效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