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泉宫的梧桐叶落了大半时，刘彻终于做出了决定。他没有执意亲征，但那颗渴望直接掌控前线、乃至掌控一切的心并未平息。他选择了一种折中，却同样影响深远的方式。
“春陀，拟旨。”刘彻的声音在空旷的殿内响起，“着黄门侍郎苏文，持节，赴北军监军。代朕抚慰将士，察核功过，凡军需粮秣、行军布阵、将领言行，皆可随时密奏于朕。”
苏文，是刘彻身边颇为得用的宦官之一，机敏而谨慎，更重要的是，他绝对忠于皇帝本人。派宦官监军，并非刘彻首创，但在这个敏感时刻，其意味不言而喻——皇帝对前线的将领们，并非完全放心；他需要一双更直接、更贴近的眼睛和耳朵。
这道旨意，如同一块投入湖面的石头，在前朝后宫都激起了层层涟漪。将领们心中作何感想不得而知，但至少明面上，无人敢质疑。丞相等人虽有忧虑（宦官干政乃大忌），但见陛下放弃了亲征的念头，也只能默认为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消息传回长安，阿娇在椒房殿中听到此事，沉默良久。她深知刘彻的性格，此举既是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又何尝不是他内心那种掌控欲与不安感交织的体现？北伐的战事不顺，恐怕已让他对许多事都产生了更深的猜疑。这对帝国，对前线将士，乃至对朝堂风气，都绝非好事。
“娘娘，思夫人那边……”侍女低声禀报，“卫夫人的兄长卫长君，前几日被任命为建章监羽林郎，虽只是秩比三百石的低阶武职，但……”
阿娇抬手止住了她的话头。卫长君得官，这在意料之中。卫子夫得宠，又生下皇长子，其家族得到提拔是迟早的事。建章监羽林郎隶属郎中令，是宫廷禁卫，虽官职不高，但位置紧要，且是天子近卫，前程可期。王夫人一系对此必然忌惮，但眼下陛下正倚重卫家（至少是卫子夫）来彰显对皇长子的重视，她们暂时也做不了什么。
“知道了。按制，以本宫名义送份贺礼过去便是，不必多言。”阿娇语气平淡。卫家的崛起是势所必然，她无法阻止，也不必阻止。关键在于，如何在这新的格局中，维系好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或许……应该更主动地关注那位新晋的羽林郎？至少，不能让他完全倒向王夫人那边，或者成为卫子夫手中过于锋利的刀。
东南，会稽郡守府的气氛，却远不如长安宫中这般“平静”。
严助推行的“以海补陆”之策，在初步见效的同时，也终于激起了更强烈的反弹。郡丞联合几位在地方上颇有势力的县令、盐铁官，以及数家本地大族，联名向朝廷（绕过严助）上了一份密奏。
奏章中，他们并未直接攻击严助，而是痛陈“舍本逐末”之弊：称沿海渔民因利弃耕，田地荒芜；商贾借机抬高海产价格，盘剥百姓；越人及流民借官府新政扩大影响，不服管束，恐成隐患。并暗示严助“好大喜功”、“不恤民力”、“有纵容奸商、越人之嫌”。
这份密奏通过特殊渠道，很快摆在了刘彻的案头。此时刘彻正为北伐后勤和苏文监军之事烦心，看到这份来自东南的告状信，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将奏章扔给一旁的御史大夫韩安国：“你看看！朕让严助在东南稳妥行事，以补国用，他却给朕弄出这么多是非来！什么越人、流民坐大，什么田地荒芜，若果真如此，要他何用？！”
韩安国连忙捡起奏章细看，心中却是凛然。他深知地方势力盘根错节，严助推行新策触动利益，被人攻讦是常事。但这奏章措辞严厉，指控敏感，若陛下信以为真，严助前途堪忧。
“陛下息怒。”韩安国谨慎道，“严助此人，才干是有的，对陛下也忠心。东南情况复杂，推行新策必有阻力。此奏一面之词，或有过其实之处。不若派得力御史前往会稽，实地查勘，再做定夺？”
刘彻余怒未消，但也觉得韩安国所言有理。他正欲下令，忽然想起前几日看到的一份来自会稽郡的普通奏报（并非严助所上，而是郡府例行公事），里面提到“沿海试行以渔补赋，略有小成，已筹集额外钱粮若干，正设法北运”，还附了一些具体数据。
两相对比，刘彻冷静了些。他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场地方上的权力斗争。严助是他派去的亲信，代表的是朝廷（或者说他本人）开发东南的意图；而那些地方势力，则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罢了。”刘彻挥挥手，“此事朕知道了。先不必大动干戈。传朕口谕给严助，让他行事更须周全，安抚地方，勿使民怨，更不可纵容越人、流民生事。至于钱粮筹措，仍需尽力。”他给了严助一个警告，但也并未完全否定他的做法。在刘彻心中，只要东南能提供实际支持北伐的物资，些许地方上的纷争，可以暂时容忍。
口谕传到会稽，严助惊出一身冷汗。他知道自己被人捅了一刀，而且差点捅到要害。陛下的警告让他明白，自己必须更加小心地走钢丝，在推动新政与安抚地方势力之间找到更艰难的平衡。他不得不放慢一些脚步，花费更多精力去与郡丞等人周旋，甚至做出一些让步。
这股来自郡府高层的风波，暂时还未波及到韩川他们所在的偏僻渔村。但他们却从另一个渠道，感受到了海风带来的不同讯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