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在华夏大地上吭哧吭哧地爬行了三天三夜，终于在一个晨雾弥漫的清晨，喘着粗气驶进了广州站。
杨涛拎着简单的行李走出车厢，南国湿润而陌生的空气扑面而来，混杂着煤烟、汗水和一种说不清的躁动气息。站台上人潮汹涌，各色口音的叫卖声、呼喊声、喇叭声交织成一片喧嚣的海洋，比省城火车站还要热闹数倍。他紧了紧肩上装着样品和现金的帆布包，警惕地扫视四周，凭着站牌指示，在迷宫般的车站里找到了开往深圳的长途汽车售票处。
去深圳的车票比想象中更紧俏。排队的人龙蜿蜒，大多是拎着大包小包、眼神里充满渴望和茫然的年轻人，也有少数穿着时髦夹克、操着粤语或塑料普通话的中年人。杨涛默默观察着，这是他身为猎户的习惯——到一个新环境，先观察，再行动。
买好票，挤上拥挤不堪的长途汽车。车子在颠簸的沙土路上行驶，窗外的景色逐渐从珠江三角洲的平缓水田，变成了低矮的丘陵。路旁开始出现大片大片的工地，脚手架林立，打桩机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巨大的标语牌上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杀出一条血路”之类令人血脉贲张的口号。空气中弥漫着尘土和水泥的味道，一种前所未有的、热火朝天的建设气息，强烈冲击着来自深山猎户的感官。
这就是特区？与黔东南的青山绿水、宁静悠远截然不同，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急促、粗粝，充满野心和力量。
下午时分，汽车终于抵达深圳。眼前的景象，让即便拥有前世记忆碎片、对“特区”有所想象的杨涛，依然感到了震撼。
与其说是一座城市，不如说是一个巨大的、尘土飞扬的工地。到处是正在平整的土地，裸露的红土和钢筋水泥的骨架构成主要景观。低矮的农民房和临时板房散落其间，与偶尔拔地而起的几栋“高楼”（其实不过五六层）形成鲜明对比。街道上，各种车辆混杂——卡车、拖拉机、摩托车、自行车，还有少数闪着亮光的进口小轿车，喇叭声震耳欲聋。人们行色匆匆，脸上带着疲惫，更带着一种急于抓住什么的亢奋。
按照信上的地址，杨涛找到了位于罗湖区附近的“华贸公司”。那是一栋四层高的新楼房，外墙贴着白色的马赛克，在周围低矮建筑的映衬下显得颇为气派。门口挂着中英文对照的铜牌，玻璃门擦得锃亮。
杨涛定了定神，整理了一下因长途奔波而略显皱褶的中山装，走了进去。
前台是一位烫着卷发、涂着口红的年轻姑娘，正在用粤语夹着普通话接电话，语速飞快。看到杨涛，她抬起眼皮，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问：“揾边个？（找谁）”
“你好，我找华贸公司的陈经理。我是贵州黔山源食品厂的杨涛，之前收到贵公司的邀请函。”杨涛尽量让自己的普通话显得标准些，同时递上了介绍信和邀请函复印件。
前台姑娘接过看了看，态度稍微好了点，打了个内线电话，然后用生硬的普通话说了句：“陈经理办公室喺三楼，右边第一间。”
三楼，走廊里铺着地毯，安静了许多。杨涛找到右边第一间，门开着，里面传来谈话声。他敲了敲门。
“请进。”一个带着广式口音的男声。
办公室里，一个四十岁左右、穿着灰色西装、头发梳得油光水滑的中年男人坐在办公桌后，正和另一个穿着花衬衫、戴着金链子的男人说话。看到杨涛，西装男——应该就是陈经理——脸上立刻堆起职业化的笑容，站起身迎了过来。
“哎呀，杨厂长！欢迎欢迎！一路辛苦啦！”陈经理热情地握手，手掌温热而用力，“这位是我们公司的业务伙伴，香港来的黄老板。”
那位黄老板也起身，矜持地点点头，目光在杨涛身上和那个普通的帆布包上扫过，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视。
“陈经理，黄老板，你们好。”杨涛不卑不亢地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