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礼结束后的许多个夜晚，我常常独自坐在父亲那把磨得发亮的藤椅上。
院子里，母亲新栽的菊花在秋霜里开着，白的、黄的，簇拥着，带着一种安静的倔强。
月光洒下来，给它们镀上一层清辉，也透过窗格，在我脚边投下斑驳的影子。
空气里仿佛还残留着父亲的气息，那种混合着旧书、茶叶和淡淡药味的，属于暮年的温吞气息。
我没有开灯，任由自己沉在黑暗与回忆里。
手边是那本他翻看了无数次的旧相册，我却没有打开。
有些画面，闭着眼，反而更清晰。
我想起归途的那个傍晚，他靠在车椅里，夕阳给他的侧脸镶上一道金边。
他忽然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华华，人这一辈子，像赶路。年轻时候拼命往前冲，总觉得前面有更好的风景。到了我这把年纪，才晓得，来路比去路长。”
那时我只当他是累了，发了句感慨。
如今细细品味，那里面该有多少未能尽言的释然与回望。
子豪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两杯热茶。
他无声地递给我一杯，在我旁边的凳子上坐下。
我们都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坐着，听着墙上老挂钟“滴答、滴答”不紧不慢地走着，仿佛在丈量着父亲走后，这突然变得空旷起来的时间。
“子豪”，良久，我开口，声音在寂静的屋里显得有些干涩，“我好像……更懂得爸了。”
子豪“嗯”了一声，喝了一口茶，热气氤氲着他的眼镜片。
“我也是。以前总觉得他固执，念旧，放不下。现在想想，那不是放不下，是……是必须拿起来，掂量清楚，才能真正地、好好地放下。”
拿起来，掂量清楚，再放下。
是啊，父亲用他生命最后的力气，回去捧起了那捧故乡的土，掂量了那份沉甸甸的乡愁，然后，将它安安稳稳地归置于生命的原处。
他给我们示范了，如何与自己的过去，进行一次庄重的告别。
母亲适应得比我们想象中要快。
她依旧每日早起，洒扫庭院，侍弄花草。
只是，她给父亲惯常坐的藤椅边，总会放上一杯新沏的茶，仿佛他只是暂时走开，一会儿就回来。
有时，她会对着那空椅子，絮絮叨叨地说些家长里短，说孙子考试得了第一，说院子里的腊梅打了花苞。
起初我和子豪有些心酸，后来便也释然。
这或许是母亲独有的怀念方式，让父亲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参与着这个家的日常，仿佛他从未真正离开。
转眼又是清明。
我们没有再远行回兴县。按照父亲的遗愿，以及我们内心的感知，我们知道，他已安然归去，无需我们再长途跋涉去叩拜。
那个“根”的印记，已经深深烙下，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心间。
那天清晨，我和子豪带着各自的家人，还有母亲，来到了城郊一处宁静的墓园。
父亲的一半骨灰安葬在这里，陪伴着母亲，也让我们这些在城里生根的儿孙，有个可以时常凭吊的地方。
天空飘着细密的雨丝，沾衣欲湿。
母亲的头发上缀满了晶莹的水珠，她亲手将一束父亲生前最喜欢的白菊放在墓碑前，用布仔细擦拭着墓碑上父亲的名字和照片。
“兴祖，”她声音很轻，像是对着耳语，“家里都好，孩子们都孝顺，你在那边，放心。”
我和子豪带着孩子们，鞠躬，上香。
没有嚎啕大哭，只有一种深沉的静默的思念。
孩子们似乎也感知到这气氛的庄重，乖巧地站着，小脸上带着超越年龄的肃穆。
看着墓碑上父亲温和的笑容，我忽然觉得，死亡或许并非终结，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存在。
他活在我们的记忆里，活在我们的血脉中，活在那株年年焕发新绿的香樟树上，活在那条他带领我们重新确认的、绵长的根脉里。
雨渐渐停了，云层裂开一道缝隙，阳光像金色的绸缎般铺洒下来，照亮了墓碑前湿润的白菊，花瓣上的水珠折射出七彩的光芒。
母亲直起身，望着放晴的天空，长长地、舒缓地吁出一口气，脸上露出一种风雨过后的澄明与坚韧。
她回头对我们说：“走吧，回家。你爸不喜欢我们老是沉着脸。”
我们搀扶着母亲，缓缓向墓园外走去。
身后的墓碑静立，前方的路延伸。
香樟树的新芽，岁岁年年。
而根，深植于大地，沉默，却拥有支撑一切的力量。
这力量，足以让我们这些继续前行的人，在面对任何风雨和别离时，都能保有内心的安宁，与向前走的勇气。
回到家中，院子里那株香樟树正落下几片老叶，新的叶子在枝头舒展，深绿浅绿交织，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交接。
母亲没有在惯常的位置看到那把藤椅，微微怔了一下——
前些日子，子豪和我商量着，将那把承载了父亲太多重量的藤椅收进了储藏室，换上了一张更轻便、也更显生分的竹制圈椅。
母亲的目光在那空出来的角落停留片刻，什么也没说，只是走到窗边，将窗户推开得更大些，让暮春温润的风灌进来，吹动着她的白发。
日子像一条表面平静的河流，继续向前流淌。
但水底下的沙石，已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