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四十，我站在“老张麻辣烫”紧闭的卷帘门前。深秋的寒意像冰冷的纱布包裹着身体，但我内心却异常清醒，甚至带着一丝近乎冷酷的平静。我知道，踏入这扇门，意味着我将彻底告别“张总”的身份，潜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由汗水、油污和琐碎规则构成的底层世界。
六点整，卷帘门准时拉起。店长看到准时出现的我，点了点头，没多说什么，只是示意我进去。
店内还弥漫着隔夜的气息。他朝着后厨喊了一声：“李姐，人来了，你带带他。”
话音未落，一个围着深色围裙、身材矮壮的中年妇女就擦着手从后厨走了出来。她脸上带着一种似乎是刻意挤出来的、略显夸张的热情笑容。
“哎呦，这么早就到啦？挺准时的嘛！”她声音洪亮，带着本地口音，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快速而仔细地在我身上扫过，从洗得发白的鞋，到略显松垮的旧裤子，最后停留在我努力保持平静的脸上。“我叫李春花，店里都叫我李姐。以后有啥不懂的，尽管问我！”
这种过分的热情，反而让我心生警惕。在商场沉浮多年，我太清楚这种笑容背后往往藏着审视和计算。但我脸上立刻堆起了恰到好处的、带着点新人腼腆和感激的笑容：“李姐您好，我叫张三。初来乍到，什么都不懂，以后肯定少不了麻烦您，请您多费心。”
“哎呀，客气啥！都是出来打工的，互相照应嘛！”李姐笑着摆摆手，显得很是爽朗，“走，我先带你熟悉熟悉后厨。”
她领着我走进逼仄、闷热的后厨，指着两个翻滚的大汤桶、几个浸泡着食材的大塑料盆，以及堆满待洗碗碟的水池，简单介绍了一下流程。她的介绍语速很快，带着一种“这都是小意思”的随意态度。
“咱们这活儿啊，说累也累，说简单也简单。就是手脚要麻利，眼里要有活儿。”她一边说，一边用眼角余光观察着我的反应，“我看你斯斯文文的，以前没怎么干过这种粗活吧？”
试探开始了。
我保持着谦逊的笑容，接过她递来的一条旧围裙系上，语气自然地说：“以前自己瞎折腾，也开过个小店，也是麻辣烫。备菜洗碗这些基础活儿，都干过。就是好久没碰，有点手生了。”
“哦？自己当过老板啊？”李姐的眼睛明显亮了一下，兴趣更浓了，“在哪儿开的？生意咋样？怎么不干了呢？”
一连串的问题，像连珠炮一样打来，包裹在看似随意的闲聊之下。
我早已备好说辞，脸上适时地露出一丝无奈和惋惜：“在邻市，一个小地方。开了两年，生意刚有点起色，房东就看红了眼，非要涨一倍房租。谈不拢，没办法，只能关门大吉了。唉，现在这世道，做生意难啊。”
我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被无良房东坑害、无奈破产的小业主形象。这个身份既能解释我为何对后厨流程不陌生，又能合理引出我目前的落魄，更容易博取同情，降低他人的戒心。
“可不是嘛！”李姐立刻深有同感地附和，仿佛找到了知音，“那些房东，心黑着呢！我们这店，房东也隔三差五想涨点，全靠我们店长硬顶着！你说说，咱们挣点辛苦钱容易吗？”
她一边说着共情的话，一边更加仔细地打量我，似乎在评估我话里的真实性，以及我这个人是否真的如我所说，已经认命，不再具有“老板”的威胁性。
“是啊，不容易。”我附和着，语气低沉，充分扮演着一个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的失败者。
初步的“背景调查”似乎让她稍微安心了些。她开始给我分配工作，语气依旧“热情”：“那行，张三，你先从简单的开始。把这盆油麦菜摘了，烂叶子挑干净，然后好好洗洗。这活儿不累，你先熟悉熟悉。”
她指着的，确实是相对轻松的工作。我没有任何异议，立刻搬了个小凳子坐下，开始认真地摘菜。动作不快，但极其仔细，每一片黄叶、每一个烂根都清理得干干净净。
李姐在一旁假装忙碌，实则一直在暗中观察我。看到我没有任何挑剔或不满，只是沉默而认真地干活，她脸上的笑容似乎真诚了一点点。
整个上午，她都在扮演着一个“热心前辈”的角色。
“张三，累了吧？喝口水歇歇。”
“这菜洗得挺干净嘛，以前没白干！”
“拖把在那边角落，对，就是那个绿色的。”
“哎呀，这个洗碗布得用点力，油污重。”
她时不时地指点一下，语气听起来充满了关照。但我能感觉到，这种“关照”背后，是一种不动声色的掌控和试探。她在观察我的耐力，我的服从度，我是否会对这些琐碎的指令流露出不耐烦。
我始终保持着低眉顺眼的态度，对她的每一个“指点”都点头称是，并立刻改正（如果确实有可改之处）。我让自己看起来像一块沉默的、任劳任怨的海绵，努力吸收着一切，不发出任何杂音。
午市临近，忙碌起来。李姐负责收银和协调，后厨主要是我和那个叫小张的年轻切配工。小张看起来二十出头，很瘦，话很少，总是埋着头默默地切菜、煮烫，对李姐似乎有些畏惧，偶尔李姐声音大点，他都会下意识地缩一下脖子。
在传递食材的间隙，我尝试着跟他搭话：“小张，来这儿干多久了？”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有些躲闪，含糊地说：“……快一年了。”然后就立刻低下头，继续用力地切着土豆，仿佛那土豆跟我一样不值得多交流。
我注意到，李姐虽然在前台忙，但耳朵似乎总是竖着，偶尔会状似无意地朝后厨瞥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