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那特有的、混杂着各种气味和噪音的“晨味”，并未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易于接受，反而像一种缓慢生效的毒药，持续侵蚀着我的感官和意志。那个冷硬馒头带来的虚假饱腹感早已消失，胃里重新变得空空荡荡，甚至比之前更加灼热难耐。
口袋里仅剩的七块钱，像七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坐立难安。我知道，我必须做点什么。像无头苍蝇一样困在这个肮脏的角落里，等待我的只有缓慢的死亡。找工作——这个曾经对我来说如同呼吸般自然，甚至需要猎头反复推销的事情，如今变成了横亘在生存面前的第一道，也是最现实的一道关卡。
我没有电脑，没有打印机，甚至连一张像样的纸都找不到。但“简历”这个词，像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从记忆的废墟中浮现出来。那是通往“正常”世界，获取一份能让我活下去的薪水的，最常规的敲门砖。
我在城中村迷宫般的小巷里穿行，目光搜寻着可能提供打印服务的地方。最终，在一个堆满二手电器和杂物的拐角，找到了一家兼营打印业务的“电脑维修店”。店里光线昏暗，一个戴着厚厚眼镜的年轻小伙正埋头拆解一个主机箱，空气中弥漫着松香和灰尘的味道。
“打印……一份文件，多少钱？”我试探着问。
小伙头也没抬，伸出一根手指：“一张，一块。”
一块钱。我摸了摸口袋里的硬币。打印一份简历，通常至少两页。那就是两块。这是我资产的近三分之一。
我犹豫了一下，但想到那份简历可能换来的工作和收入，这点投资似乎是必要的。我向小伙借了纸笔——那是半张用过一面的废纸和一支快没水的圆珠笔——靠在落满灰尘的柜台上，开始书写。
笔尖划过粗糙的纸面，感觉陌生而滞涩。我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是工作经历。
“观澜集团，首席执行官（cEo）……”
写下这行字时，我的手微微颤抖。那些曾经象征着权力、地位和无数个不眠之夜的词汇，此刻落在这样一张破纸上，显得如此突兀，如此……不真实。我简要罗列了任职期间的业绩：主导了数轮融资，完成了几个后来被商学院引为案例的并购，将集团业务拓展至海外……
每一笔落下，都像是在挖掘一座华丽的坟墓。我知道，这些辉煌的过去，对于我现在要寻找的工作——服务员、搬运工、收银员——来说，非但不是助力，反而是巨大的障碍，甚至是嘲讽。但我还能写什么？我的人生，除了这些，似乎一片空白。
写完两页纸，我将其递给小伙。他瞥了一眼内容，镜片后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惊讶，但很快又恢复了麻木，熟练地打开一台破旧的电脑，将内容录入，连接那台嘎吱作响的喷墨打印机。
打印过程缓慢而嘈杂。两张还带着微弱墨味的A4纸递到我手中时，我付出了两枚珍贵的一元硬币。纸张质量粗劣，边缘甚至有些毛糙。这份承载着我过去全部荣光的“简历”，此刻看起来寒酸得像一张小广告。
根据店门口一块破烂指示牌上的信息，今天在城西的会展中心有一场大型综合招聘会。我需要坐公交车去。查询路线后，我发现需要转一趟车，车费四元。
又是四元。
我捏着手里仅剩的五块钱，以及这份价值两元的简历，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荒谬。我，曾经账户里流动着以亿计资金的人，此刻正在为几块钱的公交车费而精打细算，而我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两张轻飘飘的、几乎注定无效的纸上。
没有退路。我走向公交站。等车的人很多，大多穿着朴素的工装或廉价的西装，脸上带着相似的焦灼和期待。公交车裹挟着一股热风和尘土味进站，人群瞬间骚动起来，争先恐后地向上挤。我被裹挟在中间，身体紧贴着陌生人的后背，汗味、烟草味和各种不明气味混合在一起，几乎令人窒息。我紧紧攥着那两张简历，生怕它们被挤皱或弄脏——这是我此刻最“值钱”的资产。
辗转一个多小时，我终于抵达了会展中心。远远地，就看到黑压压的人群如同潮水般涌向入口。巨大的横幅上写着“xx市春季大型人才招聘会”。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躁动不安的气息。
买门票，又花去两元。现在我全身只剩下三块钱，和这份简历。
走进场馆，声浪和热浪瞬间将我吞没。数以千计的求职者摩肩接踵，在各个企业的展位前排起长龙。空气中混合着汗味、香水味、印刷品的油墨味，以及一种名为“焦虑”的无形物质。巨大的横幅和电子显示屏滚动着招聘信息，大多是工厂普工、销售代表、客服、快递员、餐厅服务员……
我像一叶扁舟，被这汹涌的人潮推搡着，漫无目的地移动。我的目标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是本能地朝着那些看起来队伍稍短，或者招聘门槛似乎不高的展位走去。
第一个目标，是一家连锁餐饮公司，招聘“服务员”和“洗碗工”。排了十几分钟的队，终于轮到我。负责招聘的是一个画着浓妆、面无表情的年轻女孩。
“简历。”她伸出手，指甲上贴着闪亮的水钻。
我双手将那份皱巴巴的简历递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