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傅李纲领旨后，果然不负帝后所望。他以古稀之年，宵衣旰食，率领一众精干官员，参阅前朝旧例，结合本朝实际，短短两月之内，便拟定出一套详尽周密的科举章程，上呈御览。
章程规定：科举每三年一科，逢子、午、卯、酉年举行，称为“正科”。若遇朝廷庆典，可特设“恩科”。考试分为三级：童试（在各州县举行，考中者为“秀才”）、乡试（在各省省城举行，考中者为“举人”）、会试（在京城举行，考中者称“贡士”）。贡士再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决出最终名次，分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即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若干，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赐“同进士出身”。
章程尤其强调了“糊名”、“誊录”等防弊措施，并严格规定了考生资格：“凡我大燕子民，身家清白，非倡优隶卒之徒，无父母丧在身者，皆可应试。”彻底打破了门第限制。
司马锐阅后大为赞赏，仅对细节做了微调，便朱批“准奏，颁行天下”。圣旨下达，如同在沉寂的湖面投入巨石，激起千层浪。寒门士子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看到了鱼跃龙门的希望。而许多世家大族，则忧心忡忡，暗中串联，商议对策。
首次科举定于次年秋八月举行乡试，来年春二月在京城举行会试和殿试。时间紧迫，整个帝国的士林都为之躁动起来。
时光荏苒，一年时间在紧张的准备与各种明争暗斗中飞快流逝。期间，慕容雪凭借其日益成熟的政治手腕和司马锐毫无保留的信任，不仅将后宫打理得井井有条，更在前朝协助司马锐化解了数次因科举新政引发的风波。她巧妙地平衡各方势力，该安抚时施以恩惠，该打压时毫不手软，使得改革虽步履维艰，却始终沿着司马锐设定的方向稳步推进。
司马玥又长大了一岁，愈发聪慧伶俐，在太傅和李纲的教导下，已能背诵不少经典，并开始学习简单的治国道理。她虽仍稚嫩，但那双酷似其母的明眸中，时而流露出的思索神色，常让司马锐和慕容雪感到惊异和欣慰。
永熙五年春，二月初，京城。
寒意未消，但杨柳已悄悄抽出嫩绿的芽苞。各地通过乡试的举子们，怀揣着梦想与忐忑，从四面八方汇聚帝都，准备参加关乎他们一生命运的会试。一时间，京城客栈爆满，酒楼茶肆间，随处可见身着青衫、高谈阔论的举子身影。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了期待、焦虑和兴奋的独特气息。
会试由礼部主持，在贡院举行，连考三场，每场三日，条件极为艰苦。但对于寒窗苦读十数载甚至数十载的士子们而言，这是通往仕途的唯一捷径，再大的艰辛也甘之如饴。
慕容雪虽身处宫禁，却时刻关注着科举的进展。她通过可靠渠道，了解着贡院内外的动态，尤其警惕世家可能采取的破坏行动。司马锐更是将此次科举视为新政成败的关键一役，亲自过问安保和考纪，派出了精锐的禁军和皇城司密探，明暗双线保障考试顺利进行。
三场考试终于在一片紧张肃穆的氛围中结束。经过紧张的阅卷、糊名、誊录、校对，最终，二百名贡士的名单出炉。放榜之日，贡院外人头攒动，喧闹震天。榜上有名者，欣喜若狂，乃至当街涕泪交流；名落孙山者，则垂头丧气，黯然神伤。
这二百名新科贡士，可谓汇聚了天下英才。其中，既有出身寒微、全凭自身苦读脱颖而出的才俊，也有少数家风开明、自身也确实努力的世家子弟。最引人注目的，是位列前十的贡士中，竟有六、七人出自寒门！尤其是会元（会试第一名），乃是一位名叫江文渊的江南士子，年仅二十五岁，家境贫寒，父母早逝，全靠族人接济和自身勤工俭学才得以读书，其文章经义策论俱是上佳，被阅卷官们一致推崇。
这份金榜，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了那些断言“寒门无才子”、“科举取士必是庸才”的保守派脸上。它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天下英才，多出于草莽，只是以往缺乏晋身之阶！
殿试在紫宸殿举行。二百名贡士身着礼部发放的崭新青衫，排列整齐，恭敬地等候着皇帝的到来。这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生平第一次得以如此接近帝国的权力中心，近距离仰望天颜。激动、紧张、憧憬，种种情绪交织在每一张年轻的脸上。
司马锐身着朝服，威严端坐于龙椅之上。慕容雪则按置于殿后垂帘聆听。帝后的目光扫过殿下这些即将成为帝国新血的士子，心中都充满了期待。
殿试只考一道策论，题目由皇帝亲拟。司马锐沉吟片刻，朗声道：“今日策问，题目便是——《论吏治清廉之本》。”
这个题目，看似平常，实则直指时弊核心。吏治腐败，是历代王朝的顽疾，也是司马锐决心大力整顿的重点。他不仅想考察士子们的文采和经义功底，更想看看他们对现实问题的见解和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