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了多少工人呢？”我也随意问道。
他用心朝我看了一眼，却将话题扯开：“市场没有了，今年的生意还是会受很大的影响的。往年的这个时候，市场里的客商已经很多了。现在你看看，村里过门串户的生面孔都没有了！”
我见他并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便知道在他的心中必定还有顾虑，虽然，我跟他早就熟识。我也就顺着他的话题说道：“市场没有了。客商恢复了原先的直接上绸机户门收货，只是有市无场罢了。应该不会太大地影响货物的销售吧！”
“怎么会没有影响！”他的语气提高了不少，“客商们也在担心，会向他们收税呢！到时候收不到现钱，将他们的货物一扣，不是会被搞得血本无归了嘛！”
哦，是这样的啊，我的心中不由得一颤。但是，买方是不收税的呀。难道这里竟是买卖双方都得交税吗？
“怎么，这里有客商因为没交税而货物被扣吗？”我疑惑地问道。
“那倒没有。”他摇了摇头，“刚才不是说，客商们也在担心嘛！你是不知道当时的情形呀，一下子来了多少顶大盖帽噢，能不把人都吓跑吗！”
我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那个时候，执法都采取各部门联合行动的形式。也不知道是因为执法部门认为人多可以增加威势，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还是因为执法部门本身感到自己的底气不足，怕触犯众怒？这种联合行动的架式，确实常常很令人恐怖的。我在基层所工作时，也参加过这种所谓的联合执法。那时的老百姓远没有现在的强势，也不懂法，面对这样的阵势，能不噤若寒蝉吗！古时有“苛政猛于虎”一说。看来，现实的“苛政”是体现在执法的架式上了。
后来，应我的要求，他又陪着我走访了几家绸机户。“轧搭”“轧搭”的声响中，一台旧绸机上，梭子在飞快地来回穿梭着，一边挂着已成形的绸匹，正在缓慢地往下垂落。破旧的房屋，一派败落的景象。这样的纺织，一天能织几米的绸缎，能挣得几个钱呢？户主们一眼瞧见我时，一色的满脸警觉，但见有他陪着来，脸色便从容了不少。我也不便多问，只是走马观花地兜了一圈。离开那个村庄时，他送我到出村的路口，意味深长地说：
“你也看到了，那些绸机户挣一些钱也不容易呢！”
是不容易。我朝他点了点头。在回乡机关大院的路上，我的脑海中，败落的房屋和织工忙碌的身影交迭着出现，夹杂着空荡荡的市场场景和他无奈的眼神。我不想去评判现实带给了那些织户有多少的无奈。但是，那一份的警觉眼神却也让我滋生出了许许多多的无奈。当人们仍在考虑着是不是应该支持个私经济的发展时，个私经济已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冰封的土地。在冒出土地之前，它们在地下已经憋屈了多长时间？
既然已经出现，以一种存在的形式呈现在了世人的眼前时，我们难道能说，它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吗？如果，说它是不合理的，那它怎么可能存在？它的存在，难道不是反映了人的一种欲望吗？国家治理难道能以压制人的欲望为前提吗？难道堵的方法比疏的方法，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吗？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烹小鲜不是应该精雕细琢吗？刘邦的“无为而治”为什么能让国家在战乱之后很快便恢复了生机？
我国的前些年，难道与战乱有什么区别吗？那么，是否也应该采取休养生息的、“无为而治”的方法呢？如果国家为了税收收入，是养着母鸡，让它生蛋好呢？还是“杀鸡取卵”好？回答是不言而喻的。采取联合执法的方法，确实能一时间内收取一定数量的税收，增加了财政收入。但是，市场因此而关闭而败落，其结果，岂不是等同于竭泽而渔嘛。
回到乡政府大院后，我一直颠来倒去地想这些问题。却始终不得要领。显然，这些问题，并不是当时的我所处的社会层次的人所能想的，更不是当时的我所能掌控得了的。晚上，我在房间外的走廊上徘徊。农村的夜空没有丝毫的灯光去遮掩天上的星光。夜色黑得纯净。月色明朗，星光稀疏，闪烁出莹莹的淡蓝色。院子围墙东侧，是一大片宽阔的稻田。白天留给我的印象，在夜色中居然看不出丝毫的踪迹。
如此明朗的月光，竟然也不能驱散夜色，让我很是吃惊。正在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时候，更让我吃惊的一幕又呈现了我的面前。大院南边，原本不现一丝灯光的那个村庄，突然出现了好些火把。江南水乡，平时很少见有人会举着火把赶夜路。顷刻间，便见这些火把在田野散开，然后，朝北飞快地移动。隐隐约约还有一些呼喊声传来。我知道，举着火把的人一定是在田塍上奔跑。因为，火把与火把之间的距离差不多。但是我却听不清他们在喊些什么。
田野里很热闹地晃动着的火把，最后一一形成一个抛物线后，渐渐地熄灭了。显然，持火把的人在田塍上奔跑了一阵后，将火把抛向了田畈了。我不知道，这些火把是用什么扎成的，何以一抛进田畈后一下子便熄灭了？冬天的田野一般没有水，在我上了船埠一路朝这儿走来时，也不曾留下有灌了水的田畈的印象。那么，怎么这么快便熄灭了？难道没有沾上油脂一类的耐燃物？
时值正月半，这是这里闹元宵的一种形式吗？何以，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有举着火把闹元宵的？闹元宵观灯，猜灯谜倒是我耳熟能详的传统节目。正在我疑惑的时候，我听到有人正从楼梯上“踢蹋”“踢蹋”地上来，我紧走去楼梯口，上来的是那位看守传达室的老人。他听我问刚才的那一幕，便不以为然地说道：
“哦，那是驱病虫害呢！”一副习以为常的口气。
“驱病虫害？”我不解地问，“在夜里举着火把驱病虫害？”
“是啊，”他仍是那个习以为常的口气，“这是这里的习惯，每年的正月半，每家每户都要举着燃烧着的稻把，绕着自家的田块兜上一圈，这样，今年自家的田里就不会发生病虫害了！”
“举着稻草把兜一圈，自家的田里就不会发生病虫害了？”我不相信地追问着，这太匪夷所思了。“那么他们边跑边喊着什么？”我又问道。
“哦，大不了就是‘病虫，病虫，到旁边的田里去’这样的话语啰！”老人的语气有些迟疑，大概是觉得有些话不太好意思说出口。
“哦，是这样啊”，我恍然大悟。便又赶紧自嘲道，“我还以为是在闹元宵呢！”
“嘿嘿。”老人干笑了两声。
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脸色。但是，从他的笑声中，我听出了一些尴尬。是我冒失了。据说，在当地，元宵节的这个习俗由来已久。那里田少人多，一家的生计原先都得依赖于田里种植的这“六棵头”。发生病虫害，是最让人发怵的事，没有了田里的收获，一家人何以维持生计？这也是不是办法的办法，讨一个口彩，让自家患得患失的心理能得到片刻的平衡。也算是一种心理调适的手段了。但是，将自家田里的病虫害赶到旁人的田里去，却有些利己害人了。看来，家里排一台绸机，设法赚一些钱，也不失一个摆脱完全依赖于“六棵头”的最直接的办法了。农村人的心地总是善良的，能不做害人利己的事，还是尽量不要去做吧。
因我的要求，乡长委托分管工业的副乡长主持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座谈会参加的对象是乡机关干部和几位家庭丝织业发展比较快的村的支书。副乡长作了简短的开场白之后，参加座谈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显然，他们一时没有完全弄明白的座谈会的意图。或者说，他们还没有领会领导的意图。所以，谁也不敢抢先发言。
我虽然知道，在这样的座谈会上，是很难听得到与会者的真实想法的。但是，这样的座谈会，我又不得不开。不管能不能通过座谈会听到一些民意，至少，也能从他们的所谈中，了解一鳞半爪他们的真实想法。况且，这两天，我已经走访了一些织机户，多多少少已经掌握了一些信息。对他们将要说的话，已经能有一个大致的判断。我见座谈会有些冷场。便说了几句，大致的意思是，我这一次来这里做调研，不带有官方的色彩，大家尽可以畅所欲言。思想上不要有太多的顾忌。这两天，我已经独自走访了一些农户，对这里的个私经济发展已经有了一些了解，也了解了织机户的内心诉求。我也已与某某村的某某某作了一些交谈，也了解了那个村的丝织品市场的兴衰过程。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对市场的败落是深感惋惜的。所以，今天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可能是深感惋惜的这句话，触发了他们的同感。座谈会终于活跃了起来。但是，归纳他们所说的话。是两多两少：埋怨多，牢骚多，办法少和建议少。他们较为一致的意见是：“听领导的，领导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没有任何的意见！”在说这样的话意时，他们还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赤裸裸地投向那位副乡长。我知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的顺从，也是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性服从。在这样的环境下，谁能独出一只角吗？
调研结束后，我回到局里，向局长汇报了我的调研过程，特意讲了那次座谈会，讲了我的感觉。局长笑着说：“有这样的感觉很正常啊，你以为他们真能座谈出什么真知灼见来吗！这个社会很现实，顺应领导的意图才是最关键的！”说完，眯起眼睛朝我“嗬嗬”一笑。那神情让我心中一懔。让我明显感觉到，局长似乎在暗示着什么！
有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我的毕业论文自然写得很顺利，几乎没有费很大的周折，便通过了辅导老师的初审，接着是通过了论文答辩。在论文答辩时，主持老师也没有提什么问题，论点，论据，论证。充分而严密，还有什么可以提的呢？一切都显得那么地有根有据，我本来就是从事这一块管理工作的嘛！也许，在那时的主持老师心目中，发展市场和发展个私经济之间还确实缺少一份必然的联系。或者，在他们的心目中，市场和个私经济仍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还是少扯开去为妙。
重返单位之后，竟让我具体主持这一块工作，既让我始料不及，又似乎在我的意料之中。当然，那时，我也没有去想这么多。既然为我安排了具体的科室，确定了我的工作职责，我尽心尽职地做好工作便是！离开机关毕竟两年了，在这两年中，我虽然时去单位，但毕竟没有从事具体的工作。一切，对于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不过，这一次的陌生感，与刚进机关时的那份陌生感是明显不同的。我已经是心中有底了哦！我不必再生怕出错了。我不需要再患得患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