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德九年冬，汴梁城飘起了第一场雪，银装素裹的皇宫内，柴荣正与范质、王溥两位宰相商议要事。御案上摊着几份散落的史料残卷，纸页泛黄，字迹模糊，正是五代以来流传的零散史稿。
“诸位爱卿，”柴荣的目光扫过案上残卷，语气凝重，“五代十国，战乱不休，短短五十余年，王朝更迭如走马灯，百姓流离失所。如今后周承平，若不将这段历史整理成册，记录兴衰得失，后世子孙便无从借鉴，恐重蹈覆辙。朕意已决，下令编撰《五代史》，以史为鉴，警示后人。”
范质闻言躬身附和：“陛下深谋远虑。五代史料散乱，多有谬误，甚至有世家为彰显功绩篡改史实者。编撰一部详实通史，既能还原历史真相，又能为治国提供镜鉴，实乃千秋功业。”
王溥也补充道：“臣举荐翰林院学士薛居正、扈蒙牵头此事，二人博览群书，治学严谨，定能不负陛下所托。只是编撰通史工程浩大，需征集天下散落史料，还需协调各方学者，恐耗时日久。”
“无妨。”柴荣摆手道，“朕给你们三年时间，所需人力、物力，朝廷一概支持。但有一条铁律：务必秉笔直书，功过皆书，不隐恶，不溢美。哪怕是先帝旧事，或是世家秘辛，也不得擅自删减篡改。”
圣旨一下，翰林院立刻忙碌起来。薛居正、扈蒙牵头组建了修史专班，抽调二十余名饱学之士，在皇宫西侧的文渊阁开辟了修史工坊。柴荣特意下旨，开放内府藏书，允许修史官员查阅郭威时期的朝堂档案，同时传令各州府，征集民间流传的野史、笔记、碑刻，务必让《五代史》详实全面。
修史之初，便遇到了难题。五代各国史官立场不同，记载往往相互矛盾。比如关于“邺都之变”的起因，后汉史料称郭威蓄意谋反，后周早期史料则言是后汉隐帝猜忌滥杀，逼迫郭威起兵。修史官员争论不休，有人主张沿用后周官方说法，有人则坚持要兼顾多方记载。
薛居正无奈，只得将争议上报柴荣。柴荣亲自来到文渊阁，翻看了各方史料后，沉吟道：“历史真相，往往藏在多方记载的缝隙之中。朕不要单一的定论，要的是将不同说法都记录下来，再附上史官的考证之言，让后人自行判断。比如‘邺都之变’，既要写隐帝猜忌之过，也要记郭威起兵之实，更要写明战乱中百姓的苦难，这才是史书的意义。”
修史官员们恍然大悟，此后遇到争议，便依照“兼收并蓄、附考辨证”的原则处理，编撰工作渐渐步入正轨。文渊阁内，灯火夜夜通明，官员们埋首于堆积如山的史料之中，甄别真伪、梳理脉络、誊写编撰，常常彻夜不眠。
期间也闹出不少趣事。有老史官在整理后唐史料时，发现一份记载“伶人乱政”的手稿，上面详细记录了后唐庄宗宠信伶人、荒废朝政的荒唐事，其中一段“伶人掌兵权，将士寒心”的描述，引得众人唏嘘不已。一名年轻史官打趣道：“难怪后唐短命，让戏子带兵，岂有不亡之理？”薛居正闻言正色道：“莫要取笑，这段史实正是警示后人，用人当以德才为先，不可因私情荒废国事。”
还有一次，官员们在考证后晋“割让燕云十六州”的史实，翻遍了内府档案，都找不到具体的割让条款。柴荣得知后，特意召见了曾参与后晋事务的老臣，又派人前往燕云地区，寻访当年见证者的后人，终于搜集到了关键证据，填补了史料空白。当修史官员们将这段屈辱史实落笔时，无不痛心疾首，更坚定了“以史为鉴”的决心。
柴荣也时常亲临文渊阁，查看编撰进度，与官员们探讨史实。有一次，他看到记载后梁太祖朱温“滥杀功臣”的章节，不由得感慨道：“夫为君者，当赏罚分明、善待功臣。朱温因猜忌而屠戮忠臣，最终众叛亲离，身死国灭，此乃亡国之鉴啊！”
一旁的王溥接口道：“陛下所言极是。如今我后周功臣众多，陛下推行‘军功积分制’，赏罚有据，又用分权之法制衡权力，正是吸取了五代以来的教训。”
柴荣点点头：“朕之所以力主修史，就是要让朝中大臣都读一读这部《五代史》，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无论是治国、用人，还是行军、理财，都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避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