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清廷内部的帝党出于夺权和稳固清王朝的统治需要，开始由原来私下接触维新派，到公开地支持维新变法运动，甚至有一部分人公开为维新派站台。
1897年11月5日当《巴黎和约》的具体内容传开，在京师聚集的维新派党人，纷纷感慨东北特区的强悍，也担心哪天清廷若是被东北特区打败了，自己这些人的进士、举人身份将一文不值，于是群情激昂之下，维新派开始谋划新的一轮行动。
1897年11月25日，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上书光绪帝，指出随着东北特区崛起，形势迫在眉睫，如果再不变法，不但朝廷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老百姓都要做不成了。
这道奏折又指出，如今东北特区与西方诸国交恶，而西方诸国与朝廷交好，正应该是朝廷革新变法的好时机，慢则十年，快则两三年，朝廷便可兴兵讨伐东北叛逆，重振朝纲。
光绪帝早就其两位老师的影响下，一则希望借变法从后党那边夺权；二则是希望借变法稳固清王朝的统治。
但是康有为的这次奏折因为言辞过于激烈，工部尚书松溎借故并未上传朝廷。
康有为见自己的上书没有回应，就知道又石沉大海了，于是12月9日收拾行李，准备南归广州。
当时光绪帝老师翁同龢得知此事，便亲自前往康有为的住处，好说歹说，终于把康有为给留住了。
随后，翁同龢又在光绪皇帝面前，极力赞赏康有为，说他的才华胜过自己百倍。于是，光绪皇帝就给康有为下令，让他陈述一下自己的意见。康有为听后，非常高兴，知道自己翘首以待的机会终于来了。他随即提笔，完成了《应诏统筹全局折》，全面地介绍了自己的变法主张。
1898年2月6日，刚过完春节正月十五，康有为就迫不及待地向光绪帝上了《应诏统筹全局折》。在这篇奏折中，他引述当时波兰、埃及、土耳其、缅甸等国，由于守旧不变，遭到分割或危亡的险境，认为世界各国的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中国之所以面临危亡，就是由于保守旧法不知变革所致。
这篇奏折引起了光绪帝的重视，当然也引起了顽固势力的关注。随后2月19日，康有为还被顽固派慈禧太后的党羽叫去总理衙门西花厅问话。参加问话的有翁同龢、北洋大臣李鸿章、满族官员荣禄等五人。
在总理衙门问话过程中，康有为向这些朝廷官员，宣传了自己的变法主张。荣禄听后，直接说：“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立即加以反驳，他表示祖宗之法，是用来治理祖宗之地的。现在祖宗的地都快没了，还谈什么祖宗之法呢？
慈禧太后的宠臣荣禄听后，极为恼怒，却无言以对。但他心里早就将康有为列为乱臣贼子的名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