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的目标，是为未来的“梯子小学”，编撰一本独一无二的校本读物——《守灯亭的孩子们》。
与此同时，在几百公里外的省城医院，程立峰的生命正在倒数。
医生已经下达了病危通知，但他拒绝了一切维持生命的治疗，只向小马要了一台能联网的旧笔记本电脑。
生命最后的七十二小时，他躺在病床上，用浮肿的手指，敲完了他一生最后的文字——《1996备忘录》的终章。
文章的标题，是一个振聋发聩的质问：《当我们谈论正义时，我们在逃避什么》。
他把存有文稿的U盘交给小马，气息微弱却不容置疑：“别等我死了再发。讣告上的文章没人怕。明天，就传出去——活着的声音，才刺耳。”
第二天，一个新注册的匿名微博账号，开始以每小时一段的频率，连载这篇文章。
全文被拆分成二十四段，每一段的末尾，都附上了一句从守灯亭村民口中采集的录音文字。
“那时候觉得天就是个锅盖，把我们扣得死死的。”
“俺就想不通，为啥读过书的人，还没俺们这些睁眼瞎讲理？”
当第十三段发布时，远在京城，全国人大的分组讨论会正在审议“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相关议案。
一位长期关注农村问题的代表，在发言时，竟当场拿出了手机，一字一句地念道：“……正如一位学者在文章中引用的数据所揭示的，乡村治理的失序，其根源往往在于公权力的缺席与异化。我们今天讨论的现代化，如果不能抵达这些被遗忘的角落，那将是空中楼阁……”
程立峰的文章，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以他未曾预料的方式，激起了超越时空的涟漪。
半个月后，“梯子小学”的主体结构在全村人的血汗浇灌下，奇迹般地封顶了。
封上最后一根屋梁那天，村里决定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
李娟本想按照惯例，请乡里的领导来讲几句，却被王强一把拦下。
“请他们干啥？这房子是他们盖的？”王强抹了把脸上的水泥灰，眼睛瞪得像铜铃，“这梁，这第一句话，得让一个最不该说话的人来说。”
他口中“最不该说话的人”，是周小海——那个因父亲挪用公款、伪造账本而一度被全村戳脊梁骨的会计之子。
他本人也因协助藏匿账本，至今仍在缓刑期。
当瘦弱的周小海被推到新校舍的奠基石前时，他全身都在发抖。
他手里攥着一张纸条，低着头，用蚊子般的声音念道：“我爸……我爸当年抢走账本，是想骗一笔钱，让我去县城上最好的学校。现在……现在我弟弟，真的要在这里上学了。我想告诉他……有些错，不用再传下去了。”
全场一片死寂，只有风穿过空旷的教室窗洞，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在为这迟到了三十年的忏悔伴奏。
陈景明坐在轮椅上，看着那个在众人注视下几乎要哭出来的少年，嘴角不易察觉地微微扬起。
他脑中那繁杂的标签系统，此刻只剩下最后一行清晰的文字，浮现在周小海的头顶——【赎途已启】。
当晚，记者小马将他拍摄的所有素材——从《审判日》的庭辩，到“建造日记”里村民们肩扛手抬的影像，剪辑成了一部粗糙但充满力量的纪录片。
他给它命名为《梯子：一部未完成的共和国记忆》。
影片的片尾，没有演职员表，只有一行醒目的白字：“本片无主演，所有举火者皆为主角。”
首映式就选在守灯亭下，一块巨大的白布挂在新教室的山墙上，成了临时的银幕。
放映到一半，天空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
没人离开，村民们自发地撑开一层层巨大的塑料油布，为放映机和观众挡雨。
当银幕上出现葛兰芝在模拟法庭上，缓缓摘下自己检察官徽章的特写时，雨声中，现场百余名村民，仿佛约定好一般，齐声而又轻柔地诵读起那段他们早已刻在心里的判决词：
“时代有罪，众生受苦。”
雨声混杂着人声，汇成一股洪流，越过新校舍的屋顶，涌向无边的麦田。
电影散场，人群渐渐离去，工地上只剩下泥泞和雨后的清新。
李娟独自一人留在那里，她从随身的包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了三枚已经生出铜锈的旧校徽——那是1996年，属于她、陈景明和王强的。
她走到教室地基的正中心，挖开一个浅坑，将三枚校徽并排埋了进去。
旁边，她放了一张用塑料袋包好的纸条，上面写着：“给未来第一个在这里哭过，又笑过的孩子。”
做完这一切，她站起身，准备离开。
一转身，却看见陈景明不知何时已在不远处的泥地上，静静地坐着。
他手里拿着一根枯树枝，正费力地在湿润的土地上划着什么。
李娟好奇地走近，借着远处工棚透出的微光，她辨认出那行歪歪斜斜，却力透纸背的字：
我们不是回来了，是终于出发了。
就在她怔怔地看着那行字时，远处，守灯亭檐下的铜铃，被夜风吹动，发出了一声清脆悠长的轻响。
声音在空旷的夜里传得很远，仿佛是一种回应，又像是一个序章的开始。
夜色深沉，没有人注意到，村口那块为新校舍奠基而立的石碑旁，几道黑影在悄然集结，他们的目光，正冰冷地审视着那块还散发着新凿石屑气息的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