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蹲在地上，开始画。
笔尖划过纸面，发出沙沙的轻响。
没有人注意到他，直到他缓缓将画举起来——
画面简单得近乎稚拙：一个男人蹲在地上，认真地给孩子系鞋带。
孩子的脸是笑着的，而男人的背后，写着一行小字：
爸爸听不见，但看得见。暴雨停歇后的第七天，风开始变软。
木棚外那堵曾爬满藤蔓的断墙，如今被一层层颜料覆盖。
老秦蹲在梯子上，炭笔勾线，丙烯填色，手指皲裂，却稳得惊人。
他画得最久的是那幅聋哑清洁工的图——男人俯身系鞋带的背影，在晨光里显得格外沉重。
老秦把背景添上了灰蒙蒙的城市天际线，楼宇之间藏着一根断裂的安全绳，飘在风里，像条没咬住主人的狗链。
壁画落成那天，来了许多人。
不是看热闹的村民，也不是记者或学者，而是那些长久蜷缩在桥洞、废墟、垃圾转运站阴影里的人。
他们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拎着瘪了的饭盒，站在墙前，一言不发地看。
有人突然蹲下哭了，有人伸手去摸画中父亲的手，指尖触到粗糙的墙面，又猛地缩回，仿佛怕惊扰了什么。
小芳是傍晚来的。
她抱着那半包泡面，已经干瘪变形，调料粉从破口漏了一路。
她站在“爸爸听不见，但看得见”那幅画前，站了很久很久。
夜露渐重，湿气爬上她的发梢，她也不动。
偶尔低声呢喃一句：“我爸不是废物。”再一句：“我爸不是……”
声音轻得像风吹麦穗。
可这一夜，不止她在说话。
凌晨两点，一个穿外卖骑手工服的男人默默走到墙边，从保温箱夹层抽出一张A4纸，贴在空白处。
纸上只有一行打印字：
“我藏起工牌，因为儿子以为我在写字楼上班。”
四点，一名中年女人抱着婴儿走来，用红漆在墙上写下几个歪斜的大字：
“我没疯，我只是想让孩子喝上一口放心奶。”
五点，天将亮未亮之际，拾荒者们自发排起了队。
他们手里攥着各种东西——皱巴巴的欠薪条、孩子画的全家福、被退回的医保申请单、一张二十年前的暂住证。
李娟守在现场，拿着录音笔和相机，手冻得通红，却不敢停下。
她知道，这不是倾诉，是一场沉默多年的集体证词。
王强站在人群后头，望着这堵越变越厚的墙，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近乎恐惧的清醒。
他想起十五岁那年，跟着堂叔进城做小工。
第一次站在三十层高的脚手架上，风大得让人腿软。
旁边的老工人叼着烟说：“别往下看，一看命就轻了。”可没人告诉他，真正让人命轻的，从来不是高度，是遗忘。
“我们不是要博同情。”他在天光初现时爬上临时搭起的讲台，声音沙哑，“我们要让这些名字——张有福、周德海、杨建国、李春梅……每一个被当成‘出了事就该消失’的人，都重新有张脸，有个去处。”
他说完这句话，身后那堵墙仿佛活了过来。
风穿过画与字之间的缝隙，发出细微的呜咽，像无数未说完的话终于找到了出口。
而就在当天夜里，郑开源派来的掮客再次出现。
还是那辆黑色商务车，还是那个西装笔挺、说着“共情经济”和“底层叙事全球化”的中年男人。
他递上合同，承诺纪录片将在戛纳首映，收益分成可观，甚至可以为参与者申请国际人道奖项。
“你们需要的是传播，”他微笑，“而不是一面会淋雨的墙。”
王强没接合同。
他盯着那人领带上的银色夹扣，忽然笑了：“你知道老周为什么能写出那句话？因为他捡了三年废品，在医院垃圾桶翻出自己当年的病历本。你拍一百部片子，不如让他爸少欠一笔药费。”
话音未落，他抬手掀翻了茶几。
纸张四散飞起，像一群扑火的蛾。
“今天我们不讲故事！”王强的声音炸响在夜色中，“我们办一件事——给所有失踪的父亲立个名册！”
人群静了一瞬，随即爆发出低沉却坚定的回应。
身份证、户口本、泛黄的照片、孩子出生证明的复印件……一张张被递上来。
李娟和小杨医生连夜整理，按籍贯、年龄、务工地点分类登记。
老秦找来一块废弃广告牌，刷上白漆，用黑墨一笔一划写下那些名字。
每写一个，就有人轻声念出来，像是在唤醒沉睡的灵魂。
三天后，县公安局来电。
电话是清晨打进来的，李娟接的。
她听着听着，突然捂住嘴，眼泪夺眶而出。
“找到了……两个。其中一个……是张有福。”
消息传开时，王强正在修三轮车。
他愣在原地，扳手掉进泥水里都没察觉。
当天下午，视频连线接通。
画面晃动了几秒，才显出一个瘦骨嶙峋的男人——头发花白，脸上全是冻疮，穿着一件补丁摞补丁的棉袄。
但他怀里，紧紧抱着一张塑封过的照片——婴儿躺在床上，笑得满脸褶子。
“闺女……”男人一开口就哽住，“我不是跑了……我是不敢回来。塌了房，赔了钱，我连坐火车的票都买不起……我怕你看见我这样……更瞧不起我。”
屏幕这边，小芳早已哭成泪人。
她扑上前，双手死死贴在平板边缘，仿佛想钻进去抱住那个身影。
“那你现在能回家了吗？”她哭喊着问。
男人没回答，只是抬起颤抖的手，轻轻碰了碰屏幕上的她的脸。
那一刻，整座木棚安静得只剩下呼吸。
而在远处，在城郊最大的拾荒点边缘，一辆压碎的冰箱残骸旁，一株野麦花悄然钻出水泥缝。
它细弱，却倔强地挺立着，花瓣上挂着清晨的露珠，在微光中轻轻颤动。
像极了多年前，打谷场上，陈景明递给李娟的那一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