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文清拿着报纸的手在微微颤抖。这不是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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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写第二封信。
这一次，他没有写给任何人，而是写给一份远在省城的、他只在杂志上见过的报纸——《南方周末》。他记得，那本杂志上说，这是“一份有良知的报纸”。
他不知道这封信会不会被看到，甚至会不会被寄到。但他必须写。
他以一个“关心地方营商环境的普通市民”的身份，用最客观、最冷静的笔触，将两起案件的相似之处并列陈述，没有添加任何个人情绪，只是在信的末尾，提出了一连串克制的疑问：“……为何两起导致民营企业破产的案件，都与同一位银行信贷经理有关？银行内部的风险监管机制，是否存在需要审视的环节？”
写完信，他感到一阵虚脱，但也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
这还不够。报社是舆论，而他还需要规则的力量。
他想起了高中时的政治老师，王老师。一个古板但正直的老头。苏文清记得，老师的儿子是省政法大学的法学教授。
他翻出那本泛黄的同学录，找到那个早已生疏的电话号码，用冻得发僵的手指，拨通了电话。
“喂，哪位？”
“王老师，我是……苏文清。”
电话那头短暂的沉默，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哦，文清啊。”老师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疏远。“有什么事吗？”
苏文清的心被刺痛了一下，但他没有退缩。这是他必须承受的。“王老师，我想向您请教一个法律上的问题。关于……银行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设局导致贷款人违约的案件，在法律上应该如何定性？”
他没有提吴老虎，也没有提自己，只是将整个事件抽象成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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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掉电话，苏文清看着窗外。
雪已经停了，乌云的缝隙间，透出了一丝微弱的、苍白的光。
他不知道自己做的这些有没有用。他不知道前路是深渊还是坦途。
但他知道，自己不能再等待了。
吴老虎用他的方式去冲撞世界，结果被撞得头破血流。
他苏文清，只能用自己的方式。用笔，用逻辑，用那些看似无用的知识，去对抗那些看不见的规则和人心。
这同样是一场战斗，一场没有硝烟、却同样凶险的战斗。
他不再是谁的累赘，也不再是谁的影子。从这一刻起，他是苏文清，一个试图用微光照亮深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