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生意，做得很大，但根基不稳。他交的朋友，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前段时间，他还为了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跟镇上的混混打架，进了局子。”高岚说，“我跟他在一起，他能给我钱，但他给不了我想要的。”
“他今天，甚至想让我辞掉卫生院的工作，去他的厂里，帮他管账。”高岚继续“编造”着细节，她知道，这些话，最能戳中父亲的软肋。
“他说，女人家，抛头露面地当什么护士，不如在家当老板娘。他还说……”
“混账！”电话那头，高副镇长果然暴怒了，“他一个泥腿子，还想让你去给他当会计？他以为他是谁！”
“爸，你别生气。我也知道，他可能是为我好。但我们……我们的想法，真的差太远了。我不想过那种整天提心吊胆的日子。我还是觉得，卫生院的工作，虽然挣得少，但安稳，体面。”
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
既维护了自己的“清高”（不是我被甩了，是我主动选择放弃），又点出了吴老虎“不可控”的巨大风险，把分手的责任，巧妙地推到了对方“配不上”自己这个层面上。
电话那头，高副镇长又沉默了很久。
“行，”他终于开口，“我明白了。这事，是爸考虑不周。你做得对，我们高家的女儿，不能嫁给一个没有根基的莽夫。”
“那……之前答应他的那几笔订单？”高岚小心翼翼地问。
“订单照给，不能言而无信。生意是生意，亲事是亲事。就当……就当是扶持乡镇企业了。”
他又补充了一句。
“也算是，给他个体面的台阶下。以后在镇上见了，别弄得太难看。”
“我知道了，爸。”
挂掉电话，高岚走出邮电局，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她把那束刺眼的塑料玫瑰，随手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