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父亲笔记本里的配方调制显影剂，涂在那些铜扣的纸浆碎片上。几秒钟后，红色的字迹浮现出来：“第七艘船不是船，是书”“第七个人不是人，是纸”“1998年7月15日，我们烧的是自己”。
我突然想起骸骨的颈椎伤口。那不是锐器砍的，是被纸浆里的竹纤维勒的——古籍修复时用来压实纸张的竹帘，边缘锋利得像刀。如果父亲是第七个，那骸骨会是他吗？
小周在档案室找到一份1998年的匿名举报信，举报人自称是和兴号的“第七人”，信里说船上的古籍里夹着日军侵华时的罪证，船主是当年战犯的后代，想把罪证偷运出海销毁。七名船员假意合作，实际是想把古籍截下来交给博物馆。
“举报信的信纸，和你父亲笔记本的纸质一样。”小周指着信尾的指纹，“和信封上的指纹完全吻合，但有个奇怪的地方——这枚指纹的指腹没有茧，反而有长期握笔的压痕。”
老槐树的树洞又有了新发现。这次是个纸扎的小船，船帆上写着“第七”，船舱里放着第七本笔记本。笔记本的纸页是空白的，但用显影剂一涂，父亲的字迹浮现出来：
“他们知道我们在骗他，所以我们演了场戏。赵老四烧了自己的回收站，钱六跳进纸浆池，每个人都用‘死亡’做掩护。我是第七个，要带着最重要的那箱古籍藏起来，用自己的名字做幌子——陆则，‘则’是‘准则’的则，也是‘纸折’的折。”
最后一页画着个婴儿的轮廓，旁边写着：“他出生那天，我把古籍藏进了他的襁褓，用桐油纸包着，他们永远找不到。”
第四卷：纸里的血
我的出生证明显示，1998年7月15日，母亲正是在废品巷附近的卫生所生下我的。她总说我小时候襁褓里总沾着桐油味，还以为是父亲的废纸堆蹭的。
我立刻申请了骸骨的dNA鉴定。结果出来那天，小周的脸色很奇怪：“骸骨的dNA与你的Y染色体序列一致，但有个异常——骨头上的布条里，检测出两种dNA，一种是你父亲的，另一种……是女性的。”
母亲的电话在这时打来，声音带着哭腔：“则则，你爸留的那个樟木箱，我今天打开了，里面全是你的旧襁褓，还有一沓用桐油纸包着的书……”
我赶到母亲家时，樟木箱已经打开了。里面的古籍用桑皮纸裹着，封面上印着“满铁调查部档案”，正是日军侵华时的罪证。最上面的古籍里夹着一张照片：七个船员和一个女人站在和兴号甲板上，那女人抱着个婴儿，父亲的手搭在她肩上，两人无名指上戴着同款铜戒——那是我母亲，怀里的婴儿是刚出生的我。
“你爸说，第七个人不是船员，是你妈。”母亲抹着眼泪，“她当年是博物馆的资料员，负责接应我们。和兴号‘失踪’那天，她正生你，你爸把古籍送到卫生所，藏在你的襁褓里，再回到老槐树，用自己的‘死亡’引开追兵。”
骸骨的身份也清楚了。那是船主派来的杀手，被父亲和母亲合力制服后埋在树下，布条上的女性dNA是母亲的——她当年用竹帘勒住了杀手的脖子，父亲则用桐油纸堵住了他的嘴。
第七枚铜扣，一直戴在母亲手上，只是被她用红绳缠成了手链，二十年来我竟从未注意过。铜扣内侧的数字“7”旁边，刻着个极小的“则”字。
终章：纸船归港
古籍交给博物馆那天，馆长指着其中一卷档案的封皮，上面有个模糊的指纹，指腹带着茧，无名指的位置有个缺口。“这是修复师的标记，”他说，“表示这卷书经过七个人的手，每个环节都没问题。”
我把七枚铜扣放进父亲的烟盒，埋回老槐树的树洞里。埋的时候，指尖的茧蹭到了树干上的“陆”字，突然意识到父亲剜这个字的时候，或许不是在发泄，是在刻下某种记号——就像古籍修复师在页边画的小符号，告诉后来人这里有秘密。
小周在和兴号的沉没地点找到了船骸。船舱里没有打斗痕迹，只有七个叠放整齐的空木箱，箱底的桐油字迹还能辨认：“纸船会沉，但载的东西不会。”
dNA鉴定的补充报告显示，骸骨的牙齿珐琅质里，有长期服用安眠药的痕迹——杀手被制服后没有立刻死亡，父亲和母亲把他藏在树洞里，给他喂了药，想等风头过了交给警方，可他后来还是死了，具体原因成了永远的谜。
档案归档时，我在“案件结论”里写下：
“和兴号船员七人，均以‘死亡’为掩护，成功保护日军罪证古籍若干，现移交博物馆。第七人实为举报人，身份保密。骸骨为当年追杀者，已查明身份，相关线索移交国际战犯法庭。”
写完后，我摸了摸自己的左手无名指。它完好无损，但指腹的茧和父亲的一模一样——这几年总翻查旧档案，纸页的边缘磨出的。
母亲说，父亲失踪前留了句话：“纸会烂，但字会渗进土里，像种子一样。”
现在我信了。废纸巷的老槐树下，新长出的嫩芽里，仿佛都带着桐油的香气，和父亲笔记本上的字迹一样，永远不会褪色。
（档案末尾附：七枚铜扣的显微照片、古籍残页的显影图、dNA鉴定报告复印件、1998年气象记录篡改证据、和兴号航线图复原图。）
（归档位置：市公安局物证保管中心，地下二层，δ区194号保险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