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斯被这个宏大的计划点燃了，他兴奋地搓着手：“如果成功，我们将成为第一个真正打入战后西班牙重建市场的美国财团！这比在远东和日本人勾心斗角有意思多了！”
特纳和修斯相视一笑，两个资本巨头的眼中，都映出了对未来的巨大野心。西班牙内战的硝烟尚未散尽，远在加州的他们，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战火之后那片土地上埋藏的巨大财富，并开始策划一场新的、跨越大陆的资本远征。世界的棋盘上，又多了一处他们即将落子的战场。
1939年初春，华盛顿，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坐在轮椅上，手中拿着中央情报组（cIG，中央情报局前身）送来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最新评估报告。他快速浏览着，眉头微蹙，但脸上并没有太多意外的表情。
“乔治，”他放下报告，抬头看向站在办公桌前的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报告上说，佛朗哥的国民军已经兵临马德里城下，左翼共和政府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这个结果，看来是不可避免了？”
马歇尔身姿笔挺，语气冷静而客观：“是的，总统先生。从纯粹的军事和组织的角度来看，左翼联盟的失败几乎是注定的。他们的内部派系斗争（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托派、共和派）太过激烈，甚至到了在战壕里互相火并的地步，指挥体系混乱不堪。如果不是苏联在1936到1937年间提供了关键的武器援助，以及国际纵队那些理想主义者的鲜血，他们根本支撑不到1938年。这种缺乏统一领导和有效组织的联盟，面对佛朗哥那种高度集权、纪律严明的军事机器，失败是必然的。”
罗斯福轻轻敲着轮椅的扶手，嘴角露出一丝带着嘲讽的苦笑：“真是讽刺。欧洲的那些绥靖主义者，比如张伯伦，对希特勒一味退让；而西班牙的这些‘革命者’，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却把精力浪费在内斗上。看来，法西斯式的集权体制在应对战争这种极端状态时，确实显得…‘高效’得多，尽管这种高效是建立在残酷压迫之上的。”
他推动轮椅，转到巨大的欧洲地图前，目光凝重地扫过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西班牙的结局，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法西斯主义的扩张势头已经难以阻挡。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大战，恐怕不再是预言，而是正在逼近的现实。我们之前顶着孤立主义的巨大压力，推动扩军和《两洋海军法案》，现在看来，真是有先见之明。”
马歇尔点头表示同意：“您的远见为国家赢得了宝贵的准备时间，总统先生。”
罗斯福的目光投向英法两国，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乔治，以你专业的军事眼光看，如果德国下一步对波兰动手，英法被逼参战，他们能顶住吗？尤其是，能顶住多久？”
马歇尔走到地图前，用指挥棒点着西欧，分析严谨而冷酷：“总统先生，恕我直言。从纯粹的军事潜力分析，法西斯阵营中，只有德国是真正的劲敌。意大利军队效率低下，日本则深陷中国战场。德国的军事机器、工业基础、尤其是军官团的素质，确实是一流的。”
“但是，”他话锋一转，指挥棒重重敲在法国和英国的位置，“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德国的强大，而在于英法自身的‘意志’。两国的军事储备和战略思想，还停留在一战的经验里。法国过分依赖马奇诺防线这种静态防御工事，英国则迟迟未能大规模重整军备。更致命的是，两国国内的厌战情绪极高，民众和多数政客对战争的残酷性缺乏心理准备。”
马歇尔的结论非常明确：“我认为，一旦战争爆发，初期英法很可能会遭受沉重打击，甚至出现灾难性的溃败。只有当他们真正被‘打疼了’，比如巴黎面临威胁，或者马恩河那样的惨败发生后，才能激发出全民抗战的决死意志。在此之前，任何外部的援助，都可能被他们的绥靖思潮所浪费。”
罗斯福深邃的目光中闪过一丝精明的计算：“所以，你的意思是，即使英国将来向我们求援，我们也不应该立即、无条件地介入？”
“是的，总统先生。”马歇尔毫不避讳地表达了他的现实主义观点，“我们必须吸取上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不能再次被英国人的外交辞令和‘共同价值观’所绑架，在时机未成熟时就把我们的青年和资源投入欧洲的火坑。我们应该保持战略耐心，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加速我们自身的战争准备。”
他进一步阐述其策略：“当英国被逼到绝境，不得不向我们伸出求援之手时，那才是我们出手的最佳时机。届时，我们将处于无比有利的谈判地位。我们不仅可以要求经济上的补偿（如偿还一战旧债），更可以提出战略性的条件——例如，共享英国的全球军事基地使用权、获得关键领域的尖端技术（如雷达、战斗机发动机技术）、乃至在战后世界秩序安排中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必须确保，美国的每一次投入，都能换来实实在在的、长远的国家利益。”
罗斯福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轮椅扶手。良久，他缓缓吐出一口气，脸上露出一种混合着无奈与决断的神情：“很残酷，但很现实，乔治。看来，‘民主国家的兵工厂’这个角色，我们不仅要当好，更要当得‘聪明’。我们要让战争的烈火，先淬炼出我们盟友决一死战的意志，然后再用我们的力量，去决定天平的倾斜方向。这一次，美国绝不能做亏本的买卖。”
这次谈话，为美国在二战初期着名的“租借法案”出台前，那段看似“孤立”实则积极备战的时期，定下了冷静乃至有些冷酷的基调。国家利益，而非单纯的意识形态，将成为罗斯福政府决策的最高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