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伦敦&巴黎&华盛顿，协议后的余波
伦敦，赫斯顿机场
内维尔·张伯伦的专机在细雨中降落。舱门打开，他刻意站在舷梯顶端，迎着稀疏的掌声和大量记者的闪光灯，高高举起那份与希特勒签署的协议文件，脸上带着如释重负的、甚至有些自得的笑容。
“先生们！”他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遍机场，“我带来了我们时代的和平！我相信，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乃至下一代人的和平！这份文件，确保了欧洲的体面与和平！”他反复强调“和平”这个词，试图用这个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最渴望的字眼来定义自己的外交“胜利”。
然而，在欢迎人群的边缘，温斯顿·丘吉尔拄着手杖，脸色阴沉得像伦敦的天空。他对身边的保守党同僚低声咆哮，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这不是和平！这是投降前的第一笔分期付款！一张废纸！希特勒的胃口绝不会止于苏台德。他的目标是整个中欧，是粉碎凡尔赛体系，最终挑战大英帝国的全球霸权！张伯伦这是在喂养老虎，指望它吃饱后变得温顺！”
但丘吉尔的警告，在当时的主流舆论中显得格格不入。英国的政治生态被一种强烈的“厌战”情绪笼罩。一战索姆河和帕斯尚尔战役的惨烈记忆，几乎摧毁了每一个英国家庭。从贵族到平民，没有人愿意再看到一代年轻人葬身于欧洲大陆的泥沼。张伯伦的“和平”宣言，恰恰迎合了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议会中的多数派和大部分媒体，都选择相信（或宁愿相信）首相带回来了真正的和平。
巴黎，波旁宫
爱德华·达拉第的处境类似，但压力更大。面对国民议会，他极力为协议辩护，强调这是“在不可能中争取可能”，是“为了避免另一场马恩河战役的悲剧”。他知道自己签署的是不光彩的协议，但在台下，许多议员，甚至包括部分军方人士，都暗自松了口气。法国民众对“绞肉机”般的阵地战恐惧深入骨髓，达拉第政府“成功”避免了即刻的战争，在民众中获得了短暂的支持浪潮。报纸上充斥着“明智的妥协”、“拯救了法国一代人”的论调。
然而，在总参谋部和高层外交圈里，清醒的认知如同地下暗流。他们心知肚明，这不过是德国的缓兵之计。一位退役将军在私人俱乐部里哀叹：“我们在用捷克人的土地，为德国武装自己争取时间。等希特勒消化了奥地利，整编了军队，下一个目标就是但泽，然后是波兰…法国将独自面对一个更强大的德国。达拉第只是把棺材钉得更紧了一些。”
华盛顿，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读完来自伦敦和巴黎的详细报告，将文件重重地扔在桌上。“愚蠢！短视！”他罕见地对自己的幕僚发了火，“张伯伦和达拉第简直是昏了头！他们这是在干什么？给一个明摆着的侵略者颁发扩张许可证！遏制德国的最佳时机是在它羽翼未丰的时候，应该联合起来一棍子打死！现在倒好，他们玩起了‘祸水东引’的把戏，指望希特勒去咬苏联？这只会让德国变得更加强大！等德国消化了中欧的资源，下一个目标会是谁？整个欧洲都将燃起战火！这是哪个蠢货想出来的战略？！”
然而，他的首席顾问，冷静的哈里·霍普金斯却摇了摇头：“总统先生，恐怕不能这么简单地看待问题。”
霍普金斯和其他智囊开始从多维度分析：
*政治层面：“英法国内的政治压力太大了。选民极度厌战，任何主张强硬对抗的政治家都可能失去支持。张伯伦的绥靖，本质上是国内民意的产物。他们的民主制度，在面临这种全局性战略抉择时，有时会显得短视和脆弱。”
*社会层面：“一代人在一战中被打残了。英国和法国社会普遍存在一种‘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的心理。这种集体创伤后应激障碍，压倒了对长远威胁的理性判断。”
*经济与军事层面：“英国重整军备起步较晚，法国经济低迷，马奇诺防线更多是心理安慰。他们自认为没有准备好与德国开战。用妥协换取时间，是他们内部的普遍逻辑，尽管这逻辑很可能是错的。”
*战略算计层面：“他们可能还存在一丝侥幸，希望德苏最终发生冲突。即使不发生，一个更强大的德国也会迫使美国更早、更深地卷入欧洲事务，这符合英法拉美国下水的长期战略。”
罗斯福听着这些分析，逐渐冷静下来。他靠在轮椅上，目光深邃地望向窗外。他意识到，张伯伦和达拉第的行为，并非简单的个人愚蠢，而是其背后整个国家机器在特定历史条件、社会心理和战略困境下做出的一个复杂、痛苦且很可能灾难性的集体选择。这不仅仅是外交斡旋的失败，更是西方民主国家在面临新兴激进强权挑战时，系统性的软弱、分裂和短视的集中体现。
“所以，”罗斯福喃喃自语，语气中充满了无力感，“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欧洲一步步滑向深渊，而唯一能做的，就是加快我们自己的准备速度？”他深知，美国的孤立主义情绪同样高涨，他无法公开谴责英法，更不能直接介入。他能做的，只有默默加固自家的篱笆，并祈祷当风暴最终来临时，美国能来得及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