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标准石油公司的总裁多西尼扶了扶眼镜，用他惯有的理性口吻分析：“从纯经济逻辑看，苏联绝无可能为了德国而彻底放弃美国。我们的重工业机械、技术和管理经验，是德国目前无法完全替代的。斯大林第三个五年计划正在关键阶段，他比我们更需要稳定的设备和技术输入。与美国切割，最大的受益者将是德国的工业巨头，斯大林没那么愚蠢。”
围坐在桌旁的西部智库团队——包括政治学教授哈里森、经济学家沃顿博士和社会学家米勒女士——随后提交了他们的联合分析报告。
政治学者哈里森首先发言：“特纳先生，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苏联此举最可能的动机是战略避险。斯大林在欧洲方向面临英法的敌意和德国的扩张压力，在远东又需警惕日本。他迫切需要打破外交孤立，避免两线作战的噩梦。与德国进行试探性接触，是一种经典的均势外交手段，旨在利用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为苏联争取喘息空间，而非意图真正结盟。”
经济学家沃顿博士调出图表：“我们的数据模型显示，苏联在1938-1940年间对美重型机械、精密仪器和工业母机的依赖度高达65%以上。中断这些进口，其五年计划将面临系统性风险。德国工业体系虽强，但产能和品类短期内无法满足苏联的全部需求，且成本会急剧攀升。斯大林是精于计算的现实主义者，他不会做这种亏本生意。”
社会学家米勒女士补充了宏观视角：“从苏联国家层面看，其社会稳定和政权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持续工业化的承诺上。断绝与美国的技术贸易，将导致工业化进程放缓甚至停滞，可能引发内部不满，动摇统治根基。斯大林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内部，而非进行外部冒险。”
听完智库的分析，特纳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他站起身，走到巨大的世界地图前，背对着众人。
“所以，先生们，你们的结论是——静观其变？”特纳的声音恢复了往常的冷静。
“是的，特纳先生。”哈里森教授总结道，“过度反应，尤其是公开的抗议或施压，反而会抬高苏联的地位，让他们误判自己手中的筹码。我们应该冷处理，继续正常的商业往来。让时间证明，谁才是他们离不开的伙伴。”
特纳转过身，脸上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说得对。恐慌是弱者才会有的情绪。我们西部旗下的工厂，一架飞机、一台钻机都不会停止向苏联发货。相反，我们要让商务流程运转得比平时更顺畅、更高效。”
他目光扫过修斯和多西尼：“但是，要告诉我们在华盛顿的那些‘朋友’，暂时停止就此事进行游说。那群蠢货一旦形成大规模的游说团体去国会山哭诉，只会打草惊蛇，让斯大林觉得我们慌了。现在，攻守易形了。我们要表现得毫不在意，甚至有点…乐于见到他们去找德国人。该着急的是莫斯科，不是我们。”
修斯和多西尼交换了一个眼神。他们承认特纳和智库的分析在战略上是正确的，但内心深处，一种强烈的不适感依然挥之不去。
“特纳，”修斯灌了一口威士忌，语气闷闷不乐，“道理我都懂。但被斯大林这种…社会主义国家拿捏的感觉，真他妈让人不爽！我们才是掌握技术和资本的一方，现在却要我们装作若无其事，等着他来求我们？”
多西尼也叹了口气：“是啊，这种被动等待的姿态，违背了我们一贯主动掌控局面的商业哲学。我不喜欢这种不确定性。”
特纳理解他们的感受。这些西部的资本巨鳄，习惯了用金钱和技术开路，碾压一切障碍。如今却要对一个他们意识形态上敌视、且试图与另一个危险国家勾连的政权表现出“耐心”和“大度”，这确实挑战了他们的自尊和掌控欲。
“我理解你们的不快，先生们。”特纳走回桌边，双手撑在桌面上，身体前倾，目光锐利，“但最高明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姿态出现。我们要让斯大林以为他暂时掌握了主动权，让他放心地去和德国人周旋。而我们要做的，是继续牢牢握住他的工业命脉。等到他发现德国人提供的只是一张画饼，而我们的机器才是他无法替代的血液时…”
他停顿了一下，声音低沉而充满力量：“…届时，我们将拥有前所未有的定价权和影响力。暂时的忍耐，是为了将来更大的主动权。记住，在资本的世界里，谁更能承受风险，谁就最终能制定规则。”
会议结束，西部财阀们带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会议室。特纳的策略无疑是精明且符合长远利益的，但它要求他们压抑住内心的骄傲和即时报复的冲动，去下一盘更需要耐心和冷静的大棋。对这群习惯了高速扩张和强势主导的西部之王来说，这堂课，学起来并不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