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小时内，张小建、付红琼等15名团伙成员全部落网，只有负责销赃的邱敬辉暂时逃脱。审讯室里上演着百态人生：张小建故作镇定地抽烟，直到听到二字才瘫软在地；付红琼哭着推卸责任，声称自己是被男友胁迫；年纪最小的刘瑜香则吓得浑身发抖，主动交代了所有细节以求宽大处理。当警察问她们是否后悔时，付红琼的回答令人脊背发凉：后悔没早点收手，赚够钱就走。
随着审讯的深入，一个更令人震惊的数字浮出水面：这个团伙在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疯狂作案21起，造成17名司机死亡、1人重伤，抢劫车辆18辆，涉案金额高达629万元。这些车辆经过改装后，通过邱敬辉的关系网销往广东各地，最远的甚至卖到了福建。每辆车售价从几万到十几万不等，赃款被他们挥霍在吃喝玩乐上，平均每人每月开销超过当时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
1995年12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这起轰动全国的恶性劫车杀人案。法庭外挤满了受害者家属和围观群众，有人举着血债血偿的标语，有人带着受害者的遗像，空气中弥漫着悲伤与愤怒。当法警押着16名被告人走进法庭时，旁听席上爆发出压抑不住的啜泣和怒骂。这16名被告人中，最大的26岁，最小的刘瑜香只有19岁，她们曾经青春靓丽的脸上，此刻只剩下麻木和恐惧。
庭审现场揭开了更多令人发指的细节。据公诉机关指控，付红琼参与杀害了6名司机，是女性成员中作案最多的。她不仅负责色诱，有时还会亲自参与捆绑受害者。有一次，一名司机在被袭击后没有立即死亡，是付红琼找来毛巾，死死捂住了他的口鼻。而张小建作为团伙的核心，策划了每一起案件，亲手杀害了3名受害者。他在法庭上毫无悔意，甚至还向法官抱怨看守所的伙食太差。
案件中最令人唏嘘的是付立敏的转变。这个起初极力劝姐姐收手的女孩，在第一次分到一万元赃款后彻底沉沦。她参与杀害了一名司机，但在最后一次作案时，因于心不忍偷偷放走了受害者，这成为她后来获得死缓的关键。庭审时，她与姐姐付红琼隔着被告席相望，眼神复杂。当法官询问她为何参与犯罪时，这个才20岁的女孩茫然地说：大家都在做，钱来得太容易了。
法庭辩论焦点集中在刘瑜香的量刑上。她虽然参与了多次诱骗司机的行动，但始终没有直接参与杀人，并且在被捕后主动提供了邱敬辉的藏身地点，协助警方将其抓获。辩护律师认为她属于胁从犯且有立功表现，请求从轻处罚。而受害者家属则情绪激动地要求一律死刑，法警不得不多次维持秩序。
1995年12月20日，法庭当庭宣判：主犯张小建、付红琼、谢秀云、张小坡等13人死刑，立即执行；付立敏因有悔罪表现且未直接动手杀人，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邱敬辉仅负责销赃且认罪态度良好，判处无期徒刑；刘瑜香因未参与杀人并协助破案，判处有期徒刑20年。听到判决结果，付红琼突然崩溃，在法庭上嚎啕大哭，拼命挣扎想要挣脱法警的束缚，嘴里胡乱喊着我不想死，而张小建则面如死灰，瘫坐在被告席上。
1995年12月25日，西方圣诞节当天，深圳的天空阴沉多雨。13名死刑犯被押赴刑场，沿途站满了围观的群众。付红琼穿着囚服，头发凌乱，曾经的美貌被恐惧扭曲得面目全非。临刑前，她向法警要了一支烟，颤抖着吸了两口，然后突然跪倒在地，朝着家乡的方向磕了三个头。当正义的枪声在雨中响起时，这座曾经被恐惧笼罩的城市，终于迎来了迟到的安宁。
案件尘埃落定后，深圳警方公布了详细的侦破报告。人们才知道，这个看似严密的犯罪团伙，其实隐藏着诸多破绽：他们使用的作案工具从未更换，销赃渠道过于固定，甚至几个女孩还在用受害者的信用卡购物。而最终让他们覆灭的，正是文亚纳在接头时的慌张神情，那个被李政捕捉到的细微表情，成为解开整个案件的钥匙。
六魔女案成为1990年代深圳发展史上一道难以磨灭的伤疤。案件侦破后，深圳市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打击劫车犯罪专项行动，建立了出租车司机备案系统和紧急报警装置，有效遏制了类似犯罪的发生。但这起案件留下的思考远未结束：是什么让六个年轻女孩沦为杀人恶魔？飞速发展的城市如何平衡机遇与风险？物质诱惑面前，人性的底线在哪里？
案件中的受害者家属大多选择了沉默。那个被张小凤和文亚纳诱杀的凌志车司机小吴的妻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只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不敢告诉孩子，他爸爸是怎么死的。而那些曾经与六魔女同厂的工友，则对这几个女孩的转变感到震惊。付红琼以前很节俭，每个月工资都寄回家，谁能想到她会变成这样？一位老工友的疑问，道出了那个时代许多人的困惑。
社会学家分析认为，六魔女案是深圳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极端个案。1990年代的深圳，GDP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财富积累的神话每天都在上演，这种环境既激发了人们的奋斗精神，也催生了急功近利的心态。对于像付红琼这样来自农村的年轻人来说，巨大的城乡差距和物质诱惑，加上法律意识淡薄，很容易走上歧途。案件发生后，深圳加强了外来务工人员的普法教育和心理辅导，试图从根源上预防犯罪。
监狱里的刘瑜香成了这个案件中唯一的幸存者。她在狱中表现良好，通过自学获得了大专文凭，2015年刑满释放。出狱后的她选择隐姓埋名，在一个小城市做起了服装生意。有记者试图采访她，但被拒绝了。据说她偶尔会去寺庙烧香，为那些逝去的生命祈福，也为自己那段荒唐的青春赎罪。
如今的深圳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治安混乱的城市，监控摄像头遍布街头，法治建设日益完善。但老一辈的出租车司机们，偶尔还会在夜班时谈起六魔女的故事，提醒年轻同行注意安全。在机场附近的某个角落，或许还能看到警惕的司机打量乘客的眼神，那是历史留下的条件反射。
血色霓虹早已熄灭，但它留下的教训依然清晰：城市的发展不能只追求速度，更要注重温度；个人的奋斗不能违背法律，更不能突破道德底线。当我们回望1990年代的深圳，看到的不仅是高楼拔地而起的奇迹，也应该记得那些在欲望中迷失的灵魂。正如刑侦队长李政在退休前所说：任何时代，都有光明与阴影，但正义或许会迟到，绝不会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