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光从威尼斯酒店的落地窗斜斜切进来，在波斯地毯上投出一道金线。我醒来时，琳琳已经不在了，只在床头柜上留了张便签：“相机里有昨夜的银河，谢了。”字迹清瘦，像她的人。
我拿起手机，微信里有个新朋友申请，头像是澳门塔的夜景，昵称就叫“晚风”。我笑了，点了通过。
“醒了？”她秒回，“套房体验如何？”
“比威尼斯人的标准间差远了，”我敲字，“主要是少了摄影师的镜头。”
她发来一个笑的表情：“你很会说话。难怪能请人住套房。”
“那得看对谁。”我回她，“对有些人，我连咖啡都舍不得请。”
这句话发出去我就后悔了，太露骨。可她没再回。我以为说错话了，正想补一句玩笑，手机又震了。
“我在路环岛，”她发来一张照片，是海边的老房子，墙皮剥落，爬满三角梅，“这里的老人说，以前赌输了的人，会坐船去这里躲债。”
“那你小心，”我回，“我就是赌输了来躲债的。”
“你输了吗？”她问，“昨天在威尼斯人，我看你一直很冷静。”
我愣了愣。她居然在赌场见过我？“你也在威尼斯人？”
“嗯，在拍一组‘赌桌上的脸’。”她发来一张照片，是磊哥拍桌子的瞬间，眼神狰狞，像一头困兽。“这个人，输了很多吧？”
“四百万。”我回，“他叫磊哥，我朋友。”
“他看起来不像赌徒，像江湖人。”她说，“你呢？你看起来不像输家。”
我盯着这句话，忽然觉得她看透了我。我不是输家，因为我没输。我来澳门，就是为了赢钱，夜是为了证明我能控制输赢。可这种证明，本身就是一种输。
“我在拍‘控制与失控’，”她忽然说，“你能帮我个忙吗？”
“什么忙？”
“做我的模特，”她发来一个地址，在路环岛的一个老教堂，“我想拍一组‘冷静的人在失控的地方’。”
我笑了。这要求太奇怪，可我居然想答应。“什么时候？”
“现在。”她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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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环岛在澳门的南端，远离赌场的喧嚣。我打车过去时，她正坐在教堂的台阶上，穿着白衬衫牛仔裤，和昨晚一样。教堂的门开着，里面传来风琴声，是个婚礼。
“你来得正好，”她站起来，“新郎新娘刚进去。”
“你让我来拍婚礼？”我问。
“不是，”她指指教堂旁边的墓地，“拍这里。”
墓地里都是老坟，墓碑上的照片已经褪色，有老人，有孩子，有穿着旗袍的女人。她让我站在墓碑中间，说：“你站着别动，我想拍你脸上的光。”
我站着，阳光从教堂的尖顶漏下来，照在我脸上。她举着相机，眼睛眯起来，像一只专注的猫。快门声咔嚓咔嚓，像时间的脚步。
“你为什么选这里？”我问。
“因为这里最安静，”她说，“也是最热闹的地方。这些人，生前可能来过赌场，输过赢过，最后都安静了。”
“你很悲观。”我说。
“不，我很乐观，”她放下相机，“因为他们最后都找到了自己的‘家’。不像有些人，一直在找。”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她不像26岁，像36岁，或者46岁。她看透了很多事，却还保持着一种天真。
“你饿吗？”我问。
“饿了。”
“我知道附近有家葡国菜，”我说，“我请你。”
她笑了：“你昨天请我住套房，今天请我吃饭，是不是想追我？”
“是，”我直接说，“你值得被追。”
她愣了愣，然后笑出声：“你很直接。”
“在澳门，直接点比较好，”我说，“不然容易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