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去衡阳（五）
城市在早高峰中苏醒，嘈杂鼎沸。王建国却像逆流而上的孤舟，每一步都陷在黏稠的焦虑里。他问了好几个人，辗转了几趟公交车，最终停在一栋庄严肃穆的建筑物前。玻璃幕墙反射着冷硬的天光，国旗在高处飘拂。他攥紧了那个旧布包，手心的汗濡湿了布料。
门卫拦下了他，审视着他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和拘谨的神情。他嗫嚅着说明来意，声音干巴巴的。被指引到一个偏厅，那里已经排着些人，脸上都挂着类似的茫然与急切。空气里弥漫着低声的交谈、咳嗽，还有某种无形的、沉重的期待。
等待的时间被无限拉长。他坐在冰冷的金属排椅上，背挺得笔直，布包放在膝头，双手紧紧压着。脑子里反复演练着待会儿要说的话，又不断被那歪歪扭扭的铅笔字和李桂兰绝望的哭声打断。
“王建国？”
一个工作人员站在柜台后，面无表情地喊他的名字。他猛地站起来，几乎同手同脚地走过去。
窗口很高，他需要微微仰头。里面坐着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制服挺括，神色是公事公办的疏离。
“什么事？”
“同、同志，”王建国喉咙发紧，把手里的笔记本和身份证从窗口下塞进去，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颤抖，“我……我想找我女儿。她在……在美国。”
工作人员拿起身份证看了看，又瞥了一眼笔记本上那串抄录的地址，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您女儿怎么了？”
“她二十年没消息了……”王建国按照想好的说，声音却抑制不住地发哑，“就突然来了封信……我们怕……怕她出什么事，就想……就想请你们帮忙问问，看看她人是不是平安……”他艰难地吞咽着，不敢提那封信的具体内容，不敢提那冰冷的支票和背面的铅笔字，生怕一个字说错，就触怒了那个未知的、会打人的男人，给女儿和外孙招去更大的祸事。
工作人员听着，手指在键盘上敲击了几下。“有她的护照信息吗？具体在哪个城市？只知道纽约？”
王建国茫然地摇头，又赶紧指着笔记本：“信是从那里寄来的……地址，地址我抄了……”
工作人员拿起那张纸看了看，语气平淡：“光有这个地址很难查。而且，女士官，如果您女儿是正常生活，没有发生意外或涉及案件，我们原则上不方便直接介入她的私人生活。她已经是成年人，并且长期居住在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