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黑前，他们又挣了九十八块。回地下室的路上，王姐的步子明显踉跄，却坚持要去垃圾站翻找。找个椅子......她喘着气说，客人坐着舒服，明天能多接几个。
他们在垃圾堆里找到一把缺了条腿的塑料椅。王姐如获至宝，用捡来的铁丝固定好断腿，又用旧衣服包住破损的椅面。回到地下室，她连脸都顾不上洗，就着蜡烛微弱的光继续磨剪刀，直到锋利得能吹毛断发。
第三天，王姐的扩展到了城中村的出租屋区。这里的租户多是些做小生意的、打零工的，舍不得去正经理发店。王姐挨家挨户敲门，提供上门服务。五块钱一位，如果一家有三个人剪，就收十二块。
有个租户家的老太太瘫痪在床，头发已经打结。王姐不仅细心剪短，还用热毛巾帮她擦洗。老太太的女儿硬塞给她二十块钱，王姐却只收了十块：说好五块就五块，洗头不算钱。
那天晚上数钱时，小辉发现母亲的手抖得厉害，连硬币都拿不稳。地下室闷热潮湿，王姐的额头上却冒出冷汗，脸色白得像纸。小辉慌了神，要去找医生，却被母亲一把拉住。
没事。王姐的声音轻得像叹息，就是累着了。
她挣扎着坐起来，在烛光下继续数钱。三天，五百三十六块五毛。照这个速度，一个月能挣......王姐的嘴唇无声地蠕动着，计算着。突然，她剧烈地咳嗽起来，一口鲜血溅在皱巴巴的钞票上。
小辉吓得魂飞魄散，王姐却只是随手擦掉血迹，继续数钱：不碍事......老毛病了。
第四天，王姐发起了高烧。小辉摸着她滚烫的额头，哭着求她休息一天。王姐却摇摇头，吞了两片从垃圾箱捡来的过期退烧药，又出门了。
那天的早市上，王姐剪发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剪刀在她手里变得沉重，每剪几下就要停下来喘口气。顾客们开始抱怨，有人甚至要求退钱。小辉急得团团转，却帮不上忙。
中午，王姐终于撑不住了。她眼前一黑，直接栽倒在槐树下。小辉哭喊着扑上去，周围的摊主们七手八脚帮忙，有人掐人中，有人递热水。王姐很快醒过来，第一句话却是：剪刀......别弄丢了......
众人劝她去医院，王姐只是摇头。最后，是卖针线的老太太端来一碗热姜汤，逼着她喝下去。
傻妹子！老太太抹着眼泪，你这是要钱不要命啊！
王姐虚弱地笑了笑，没说话。休息了半小时，她又拿起了剪刀。下午的顾客少了很多，但她依然坚持到天黑，又挣了六十二块钱。
回到地下室，王姐连数钱的力气都没有了。她把装钱的塑料袋塞给小辉，自己瘫在床上，像一具被抽干力气的躯壳。小辉一边哭一边数钱，眼泪滴在钞票上，晕开了上面的血迹。
妈......小辉哽咽着，我们慢点还......小陈姐不会催的......
王姐的眼睛在黑暗中亮得吓人。她艰难地抬起手，摸了摸儿子的头：不是钱的事......
她没说完，但小辉突然懂了。这不是单纯的还债，这是母亲在夺回某种被生活剥夺的东西——尊严、手艺、作为人的价值。剪刀在她手里不只是谋生工具，更是对抗命运的武器。
第五天清晨，王姐的高烧退了。她起得比往常更早，磨剪刀的声音在黑暗中格外清晰。小辉睁开眼，看见母亲站在气窗投下的微光里，剪刀在她手中泛着冷冽的光。
今天......王姐的声音很轻，却异常坚定，去个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