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净人生（四）
市立医院急诊观察区的空气里，永远弥漫着一股消毒水、汗液和绝望混合的冰冷气味。日光灯惨白的光线，像一层薄霜，覆盖在每一张或痛苦或麻木的脸上。王国美穿过狭窄的过道，脚步放得很轻，却依然像踩在自己的心上，每一步都沉重而滞涩。她循着胖嫂电话里说的位置找过去，最终在角落一张病床前停住。
周德昌躺在那里，身上盖着洗得发硬的白色被单。点滴瓶里的液体缓慢地滴落，细长的透明管子连接着他枯瘦的手背。他闭着眼，眉头紧锁，即使在昏睡中，那深刻的纹路里也填满了痛苦和惊悸。脸上毫无血色，嘴唇干裂起皮，短短几天不见，他仿佛被抽干了所有精气神，整个人缩在被单下，脆弱得像一片随时会碎裂的枯叶。
胖嫂守在床边，眼睛红肿，看到王国美，立刻像见到主心骨一样站起来，压低声音带着哭腔：“国美！你可来了！吓死我了……老周他……血压一下子冲老高，人当时就站不住了，差点厥过去！医生说是急火攻心，受了太大刺激……这挨千刀的贼啊！”她抹着眼泪，又愤恨又心疼地看着病床上的人。
王国美没有说话，只是默默走到床边。她看着周德昌灰败的睡颜，看着他手背上凸起的青色血管，再联想到那间被彻底玷污、洗劫一空的老屋，一股冰冷的寒意夹杂着尖锐的愤怒在她胸腔里翻腾。她轻轻俯身，手指极其小心地、避开了插着针头的地方，替他掖了掖被角，动作轻柔得近乎虔诚，仿佛怕惊扰了他噩梦中最后一点安宁。
“胖嫂，”她直起身，声音压得很低，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您在这看着周老师，我出去一下。”
“你去哪？”胖嫂一愣。
“报警。”王国美吐出两个字，眼神冷得像淬了冰的刀锋。
“报警？”胖嫂下意识地提高了点声音，又赶紧捂住嘴，看了看周围，凑近王国美急道，“报了！邻居帮着报的！警察也去看过了，拍了照，录了口供……可这老家属楼，连个正经监控都没有！警察说，这种流窜作案的惯偷最难抓，让等消息……这得等到猴年马月去啊！”她的语气里充满了绝望和无奈。
“再去报一次！”王国美斩钉截铁地说，目光锐利地扫过胖嫂，“这次，我亲自去！有些话，警察没问，我得说清楚！”她没等胖嫂再问，转身就走，背影挺直，带着一股破釜沉舟的凛冽。
派出所的接待厅里光线昏暗，弥漫着一股陈旧的纸张和烟草混合的味道。接待的年轻警察听完王国美对现场细节的补充描述——尤其是关于那个被撬开的床头柜抽屉，以及里面那个装着房产证的旧木匣子的消失——也只是例行公事地在笔录上多记了几笔，表情带着职业性的疲惫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敷衍。
“同志，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们同事在现场勘查时都记录在案了。”年轻警察合上文件夹，“入室盗窃，性质是恶劣，我们也想尽快破案。但线索有限，老小区监控缺失是客观困难。我们会尽力排查，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受害人周德昌。”他公式化地强调着“受害人周德昌”的名字，仿佛在划清界限。
王国美的心一点点往下沉。她看着对方公事公办的脸，知道自己再强调“这不是普通盗窃”、“那房产证是老人唯一的根”之类的话，只会被当成情绪激动的家属。她深吸一口气，压下翻涌的焦灼，声音反而异常平静下来：“警察同志，我理解。但……能不能麻烦您，把这份笔录，还有现场照片，尤其是那个被破坏的床头柜和墙上涂鸦的照片，复印一份给我？”她顿了顿，补充道，“我是周德昌的……朋友，他现在人在医院，情况不太好。这些东西，或许……对他以后有用。”
年轻警察有些意外地看了她一眼，似乎在评估这个要求的目的。王国美迎着他的目光，眼神坦荡而坚持，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沉重感。最终，年轻警察还是点了点头：“行吧，你等等。”
拿到那几张轻飘飘却重若千钧的复印件时，王国美的手心一片冰凉。照片上，那被暴力撬开的抽屉，那丑陋的黑色涂鸦，像毒蛇的信子，烙在纸上，也烙在她的眼底。她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折好，放进自己那个洗得发白的旧布包里，仿佛收起的不是几张纸，而是沉甸甸的罪证。
离开派出所，外面的阳光刺得她眼睛发痛。她没有回医院，也没有回家，而是拐进了街角一家不起眼的打印店。她把那几张复印件又复印了几份，每一份都单独装进一个牛皮纸信封。然后，她拿出手机，那个被她刻意忽略、尘封在通讯录深处的名字——周立伟。
指尖悬停在屏幕上，微微颤抖。拨通这个电话，意味着撕开最后那层自欺欺人的薄纱，意味着主动踏入那个冰冷的、由“价值”和“算计”构筑的漩涡中心。但看着照片上那个被踩踏过的、年轻周德昌干净的脸，王国美眼中最后一丝犹豫被彻底烧尽。她用力按下了拨号键。
电话响了很久，久到王国美以为对方不会接听时，才被接通。背景音是模糊的英文对话和轻柔的音乐，周立伟的声音透过电波传来，带着大洋彼岸的遥远和一丝被打扰的不耐：“hello？哪位？”标准的商务开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