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王媚用力点头，眼神里带着一种近乎孤注一掷的急切，“我想学！我……我手不笨，在厂里也是做细活的！”她下意识地伸出手，想证明什么。那是一双属于女工的手，指节不算纤细，甚至有些粗糙，但指甲剪得很短，干干净净。
老李的目光在她手上停留了片刻，又看了看她洗得发白的工装和那双带着疲惫却异常认真的眼睛。“学这个，苦哦。”他慢悠悠地说，“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性子才行。现在年轻人，没几个愿意学这老手艺了。”
“我不怕苦！”王媚立刻说，声音不大，却异常坚定。比起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麻木，比起被婚介所和相亲对象当成货物审视的屈辱，这种“苦”算得了什么？
老李沉吟了一下，指了指旁边一张小凳子：“坐吧。跟我讲讲，为啥想学这个？”
王媚坐了下来，面对着这位陌生的老裁缝，心里积压了太多的话，却不知从何说起。她最终只是简单地说：“想……想多挣点钱，靠自己。”她没有提那三万块的债务，没有提父亲的腿，没有提王海平，也没有提那些让她作呕的“相亲”经历。但“靠自己”这三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却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分量。
老李浑浊的眼睛里似乎闪过一丝了然。他没有追问，只是点点头：“行。真想学，晚上下班后过来吧。七点到九点，我这铺子开着。头一个月，不收你钱，学个基础。一个月后，要是能上手帮点忙，再说工钱的事。学不会，或者吃不了苦，随时可以走。”
王媚的眼睛瞬间亮了，像黑暗中点燃的两簇小火苗。她猛地站起身，对着老李深深鞠了一躬：“谢谢李伯！我一定好好学！”
从那天起，王媚的生活被彻底填满。流水线上的工作依旧枯燥繁重，但下班铃声一响，她就立刻冲出车间，像赶赴一场重要的约会。匆匆在路边买个最便宜的素包子塞进嘴里，就一头扎进那条弥漫着饭菜油腥味的小巷深处。
“老李缝纫”铺子里昏黄的灯光，成了她疲惫生活里唯一的暖色。那台老旧的“华南”牌缝纫机，成了她的新战场。最初的笨拙是难免的。踩踏板的节奏总是掌握不好，要么太快，布料被扯歪，要么太慢，针脚歪歪扭扭。穿针引线也费劲，老花眼的老李看不真切，王媚就凑在灯下，屏住呼吸，一次次尝试，指尖被针扎了好几次，留下细小的红点。
“不急，慢慢来。”老李的声音总是平缓，带着一种岁月沉淀的从容。他示范着最基本的平缝、锁边，教她认识不同的布料特性，如何拆线才不伤料子，如何打补丁才平整服帖。王媚学得异常专注，流水线锻炼出的耐心和细致在这里找到了新的出口。她看着自己手中歪歪扭扭的针脚在老李的指点下一点点变得整齐均匀，看着一块块破损的布料在自己的操作下重新变得完整，一种久违的、微小却真实的成就感，像细小的溪流，悄悄滋润着她干涸的心田。
手指的酸痛，长时间伏案带来的腰背僵硬，眼睛的干涩……这些身体的疲惫，都被那“哒哒哒”的缝纫机声奇异地抚慰着。这声音不再是车间里那种令人烦躁的轰鸣，而是充满了创造的韵律和希望的回响。她仿佛不是在缝补衣物，而是在一针一线地缝补着自己破碎的生活和尊严。每一条走直的线，每一个平整的接缝，都在告诉她：路在自己脚下，靠这双手，或许真的能织出不一样的可能。
夜深了，王媚揉着发酸的手腕走出裁缝铺。巷子里寂静无人，只有头顶昏黄的路灯和远处偶尔传来的几声犬吠。她拖着疲惫的身体爬上四楼，打开出租屋的门。那熟悉的闷热和灰尘气息依旧扑面而来。但这一次，她没有感到那种令人窒息的绝望和空洞。她走到床边，目光扫过墙角——那里空空如也，那个印着“靓影摄影”的廉价塑料袋连同里面的红裙子，已经彻底消失。
她拿起那个旧作业本折成的钱包，打开，里面是攒下的几百块钱，还有那张写着王海平账号和名字的字条。她看着那笨拙的字迹，想象着他此刻可能还在某个尘土飞扬的工地上，借着昏暗的灯光检查着图纸，或者疲惫地靠在简陋的工棚里休息。
三万块，依旧像一座山横亘在那里。但此刻，王媚的心境却不同了。她不再被那座山压得喘不过气，只能绝望地等待“嫁出去”的救赎。她找到了另一条路，一条布满荆棘、需要她一步一个脚印、用汗水和耐心去跋涉的路。她轻轻抚过字条上粗糙的笔迹，低声地，像是说给自己听，也像是说给那个远方的债主听：
“会还的。靠自己，一点一点，总会还清的。”
窗外，东莞的夜空被城市的灯火映照得一片浑浊，看不到星星。但王媚躺在床上，闭上眼，耳边似乎还回响着那台老缝纫机“哒哒哒”的、坚定而充满力量的节奏。那声音，像黑暗中敲响的鼓点，指引着她走向一个未知的、却是由她自己一针一线亲手“织”出来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