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谢你……”她哽咽着，除了这三个字，再也说不出别的话。
“先别谢。”王海平摆摆手，从迷彩服内袋里掏出一个用塑料袋层层包裹的小包。他解开塑料袋，里面是一个同样破旧的牛皮纸信封。他小心翼翼地从信封里抽出厚厚三沓用橡皮筋捆扎好的百元钞票。钱很旧，有些边缘已经磨损卷起，带着汗渍和尘土的味道。这是他风里来雨里去，一块砖一块瓦换来的血汗钱。
“这里是三万。”他把钱推到王媚面前，动作有些笨拙，却又无比郑重，“你……你先拿去救急。给你爸治病要紧。”
那三沓厚厚的、带着体温和泥土气息的钞票，像一团燃烧的炭火，烫在王媚眼前。她看着它们，又看着王海平那张黝黑、布满风霜的脸，那双手上深深嵌进皮肉里的黑泥，那双此刻显得异常朴实的眼睛。她颤抖着伸出手，指尖触碰到那粗糙的纸币边缘，滚烫的泪水大颗大颗砸落在钞票上，洇开深色的圆点。
“我……我一定还你！我写借条！”王媚语无伦次。
“钱不着急。”王海平的声音低沉下去，目光微微移开，看向油腻的桌面，“人……没事就好。”他没有再提“处处看”，没有再提“两千块家用”，甚至没有再看王媚一眼。仿佛借出这三万块，已经完成了他能做的全部。
陈芳和她老公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复杂的神色。陈芳轻轻拍了拍王媚颤抖的肩膀。
“媚姐，快别哭了，赶紧把钱收好！明天一早就寄回去！叔叔等着钱救命呢！”陈芳老公也催促道，“海平哥仗义！媚姐，这情分你得记着！”
王媚用力点头，用袖子胡乱抹去脸上的泪水，小心翼翼地将那三沓沉甸甸的救命钱，重新用塑料袋包好，紧紧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个易碎的婴儿。那冰冷的绝望感被一种劫后余生的虚脱和巨大的、沉甸甸的感激暂时压了下去。她看向王海平，对方却只是埋头，大口扒着碗里早已凉透的饭菜，仿佛刚才的一切从未发生。
第二天，王媚请了半天假。她先去邮局，将那三沓带着王海平体温和汗味的钱，仔仔细细地塞进汇款单的信封里。填单子的时候，她的手依旧在抖，每一笔都写得异常用力。当汇款单被工作人员收进去的那一刻，她感觉心头的巨石终于松动了一角。走出邮局，正午的阳光有些刺眼，她下意识地眯了眯眼。口袋里，是王海平写给她的一张字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个银行账号和他的名字。字迹笨拙，却重如千钧。
她没有立刻回厂里。鬼使神差地，她走向了那条熟悉的小巷。路过巷口时，对面“红玫瑰婚介所”那粉红色的霓虹灯招牌在白天显得格外俗艳和虚假，像一张咧开的、嘲讽的血盆大口。她只看了一眼，便迅速收回目光，脚步没有丝毫停顿。
回到出租屋，那令人窒息的闷热和灰尘气息依旧。她反手关上门，目光落在墙角那个印着“靓影摄影”的廉价塑料袋上。那里面，塞着那条鲜红的、化纤质地的连衣裙，像一个被遗忘的、关于屈辱和愚蠢的证物。
王媚走过去，蹲下身，手指迟疑地伸进塑料袋里，触碰到那光滑又廉价的布料。她慢慢地将它抽了出来。红裙皱巴巴的，失去了昨晚在“蓝调咖啡”里那种刺目的光泽，在昏暗的光线下，更像一块被揉搓过的、沾了污迹的抹布。她拎着这条裙子，走到墙边那面小圆镜前。
镜子里映出她的脸。没有化妆，脸色依旧苍白，眼下带着浓重的青影，头发随意地绑在脑后，几缕碎发被汗水黏在额角。她身上穿着洗得发白的旧t恤和牛仔裤。这是她，真实的王媚，一个在流水线上挣扎、刚刚为父亲救命钱而欠下巨额债务的女工。
她看着镜子，又看看手中那条俗艳的红裙子。昨晚在“蓝调咖啡”的狼狈，在垃圾堆旁的哭泣，王海平递过那三万块钱时朴实的眼神，母亲电话里绝望的哭声……所有的画面纷至沓来。
她慢慢地将那条红裙子举起来，对着镜子，虚虚地比在自己身上。
镜子里，那抹刺目的红，与她苍白憔悴的脸、与她身上朴素的旧衣、与这间简陋破败的出租屋，形成了无比尖锐、无比荒诞的对比。那红色不再代表虚假的希望，不再代表屈辱的“嫁出去”的企图，它更像一块巨大的、无法愈合的伤疤，一个关于她所有挣扎和绝望的、血淋淋的隐喻。
王媚一动不动地站着，像一尊凝固的雕像。镜中那双疲惫的眼睛里，没有泪，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茫然和一种被彻底掏空后的麻木。那条红裙子，像一个沉重的、无形的枷锁，沉甸甸地压在她的手臂上，也压在她早已不堪重负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