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非为放弃，实为集中救治，保护大多数！”
她更是以身作则，事必躬亲。
她每日第一个用酒精净手，最后一个离开；她亲自为最严重的伤员清创换药，演示蒸煮器械的流程；她甚至不顾劝阻，多次进入隔离区，探望被隔离的病患，亲自喂药喂水，用行动证明隔离不是为了抛弃。
然而，仅凭说服和榜样，在根深蒂固的观念面前，力量仍显薄弱。
关键时刻，来自上层的强权干预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刘宗敏听闻医院推行新法受阻，想起苏俊朗所言“减少伤亡就是保存战力”的道理，勃然大怒，亲自骑马来到医院门口，对着所有医官、护工和伤兵，发出雷霆般的吼声：
“都他娘的给老子听好了！
这医院里的规矩，是李姑娘和苏军师定的！
就是老子定的！
谁再敢啰嗦半句，嫌洗手麻烦、嫌隔离不近人情，就给老子滚回城隍庙等死！
或者直接军法从事，砍了脑袋干净！
入了这院门，就得守这里的规矩！
违令者，斩！”
刘宗敏的凶名和毫不讲理的暴力威慑，瞬间压倒了所有杂音。
众人噤若寒蝉，再不敢公开反对。
消毒和隔离制度，终于得以强制推行下去。
虽然私下仍有怨言，但行为上已无人敢违逆。
制度的硬性框架搭建起来后，更关键的药物应用便提上了日程。
面对大规模的创伤感染和炎症，传统草药效果缓慢且不稳定。
苏俊朗再次提供了超越时代的思路。
他首先推行的是大蒜素的土法提取与应用。
大蒜在此时本是常见之物，但将其用于抗菌消炎，却是闻所未闻。
苏俊朗指导医院的人，搭建起简易的蒸馏装置，将大量蒜瓣捣碎后加水蒸馏，收集那味道极其刺激、辛辣的馏出液。
得到的液体虽纯度极低，但确实含有大蒜素成分。
“此‘蒜精’水，用于清洗创口，或稀释后内服，可抑制…抑制邪毒滋生，防治溃烂。”
苏俊朗解释道。
李秀宁虽不明其理，但基于对苏俊朗的信任，开始小范围试用。
结果令人惊喜：一些原本红肿流脓的伤口，在用“蒜精”水清洗后，炎症确实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控制，愈合速度加快，虽然过程伴随着剧烈的灼痛感，但效果远比单纯的草药糊糊要可靠得多。
伤兵们私下戏称：
“这玩意儿，‘蒜’你狠！
疼是疼，真管用！”
然而，对于最危重的全身性感染和败血症，大蒜素仍力有未逮。
苏俊朗知道，唯一的希望，在于那传说中的“神药”——
青霉素。
这是一个极其大胆、风险极高、且几乎注定过程坎坷的尝试。
苏俊朗只能在最深夜里，与李秀宁和极少数绝对心腹，在医院一角秘密进行。
他凭借模糊的记忆，指导他们用发霉的瓜果（甜瓜、柿子）作为培养基，尝试培养青霉菌。
过程极其不洁，环境开放，污染严重。
好不容易得到一些长满绿毛的培养物，提取过程更是艰难无比。
用水、用油、用极其简陋的过滤方法…得到的液体浑浊不堪，纯度几乎为零，且含有无数杂菌，注射使用无异于玩命。
因此，他们只敢在最危重、已然被传统医官判了“死刑”的伤员身上，进行极其小剂量的口服或极其浅表的伤口涂抹试用，并且提前告知家属（若有的话）风险极大，死马当活马医。
结果可想而知，失败是绝大多数。
许多伤员在用了这“霉水”后毫无起色，甚至加速死亡。
但也出现了极其偶然的、无法用常理解释的“神迹”：一两名高烧不退、全身脓疮、昏迷等死的伤员，在灌下那味道古怪的“霉水”后，竟奇迹般地退了烧，伤口停止恶化，甚至慢慢睁开了眼睛，从鬼门关捡回了一条命！
虽然这样的案例屈指可数，且无法重复验证，但其带来的震撼是巨大的。
那些被救活的伤员和目睹此景的医护人员，将其视为李秀宁（和苏军师）施展的“仙术”或“神恩”，私下里，
“活菩萨”的名声开始在医院内外悄悄流传。
尽管青霉素的研发和应用充满了失败与不确定性，远未到可用的阶段，但大蒜素的相对可靠性和消毒隔离制度的严格执行，其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医院的感染率（尤其是交叉感染）开始显着下降，伤员的死亡率出现了肉眼可见的降低。
愈合速度加快，意味着更多的伤兵能够更快地重返战场，或者至少保住了性命。
李秀宁站在逐渐步入正轨的医院庭院中，看着医护人员开始习惯性地在接触病人前后走向洗手盆，看着蒸煮器械的炉火终日不熄，看着隔离区被严格管理，听着伤兵棚里不再是一片绝望的哀嚎，而是多了些低声的交谈甚至偶尔的笑语，她疲惫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发自内心的欣慰笑容。
科技的微光，制度的韧性，与人性的坚持，在这片血与火的土地上，终于为生命，赢得了一方小小的、却至关重要的立足之地。